穆赫森·法爾加尼：譯者在翻譯中國小說的過程中所必備的條件

穆赫森·法爾加尼在第三次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上發(fā)言

　　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具有多重角色：一、譯者以讀者的角色研讀原作；二、譯者以作者的角色再現原文，而這表現在眾所周知的翻譯過程的理解和表達兩個階段。理解就是探求原作藝術內容的過程；表達就是探求譯文語言形式的過程。不論理解和表達，都要力求主客觀的一致。理解時，要力求做到譯者對原作藝術意境的主觀認同，原作中客觀存在的藝術意境相一致；表達時，也要力求做到譯文中再現的藝術意境同譯者心目中的原作藝術意境相一致。由此可知，理解是表達的前堤：沒有客觀、正確、深刻、透徹的理解，就不可能有客觀、正確、深刻、透徹的表達。在理解和表達兩個環(huán)節(jié)中，理解是關鍵。

　　理解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第一，一部文學作品，不管長短，都有作者自己的全部生活經歷、知識結構、藝術修養(yǎng)和創(chuàng)作生涯作背景，還有作家本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風俗習慣、民族心理和歷史環(huán)境作背景，對于這些，讀者不一定都十分熟悉。第二，文學是用藝術形象反映生活的藝術之一，而藝術形象作為對生活的反映，本身就蘊含著多方面的含意，并不是只能有一種獨一無二的確定性的理解。從這點上出發(fā)，我可以進一步說，翻譯家為了達到對原作的充分理解，他不光是要擺脫語法和詞匯的特殊性的拘束，而且要突破有關原作的創(chuàng)作歷史和文學的特殊情況，以及文學的發(fā)展歷程。

　　作為跨文化的交際行為，翻譯自覺或不自覺地承擔著傳播文化的職責。尤其到21世紀新時期，各國間交流相當頻繁，廣大讀者都熱切希望了解異域文化。很多讀者認為閱讀外國作品是為欣賞外國不同的語言文化風味，多數人表現出對本國文化與外國文化差異的極大好奇，這已經成為當今讀者共同的審美情趣。國際間有形與無形的交流都讓各文化區(qū)域相互加強了了解，而翻譯漫長的歷史也為目的語文化貢獻了大量的外來成分。在翻譯前，譯者理所當然要考慮其潛在的讀者群體，考慮讀者的接受能力，但在此同時還要考慮到文學翻譯，從本質上來講就是文化翻譯。

　　文化，廣義上講，它是指人類在改造世界的社會實踐中所獲得的物質、精神生產的能力及其所創(chuàng)造的財富的總和，包括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狹義的文化主要是指精神生產能力和精神產品。傳統(tǒng)文化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所積淀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化遺產，也是民族特有的思維方式的精神體現。美國文化哲學家懷特說過：“文化是一個連續(xù)的統(tǒng)一體，文化發(fā)展的每個階段都產生于更早的文化環(huán)境”，“現在的文化決定于過去的文化，而未來的文化僅僅是現在的文化潮流”。可以說，一個國家民族的發(fā)展史也就是發(fā)展和豐富傳統(tǒng)的歷史。

　　作品的文學成分除語言外還包括背景、情節(jié)、人物、視角、主題、結構、風格等。它們都與作家生活的時代以及作家的創(chuàng)作意圖有關。分析這些成分有助于理解作品并把握總體精神。

　　當代大眾文化從來沒有停止過對古典文學和傳統(tǒng)文化的借鑒和使用。通俗小說，在今天仍然在創(chuàng)作手法、思想內容等各方面受到古典文學的影響，也成為當代很多藝術家創(chuàng)作的源泉。莫言在創(chuàng)作小說時，還經常把一些民間故事穿插在敘事中。他在談到這一點時說：“傳說是小說的雛行、形式和源頭�！壁w樹理以通俗化、大眾化為旗號，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了古典話本小說和民間說唱文學的表現形式，形成了他自己的現代說書藝術，創(chuàng)作出了《三里灣》、《登記》、《鍛煉鍛煉》等一批優(yōu)秀之作。其次，中國文學就其本質而言，是以“通俗”起家的。特別是小說，一開始就是以通俗文學的面孔出現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白話小說是面對聽眾講故事的，所以中國古典小說以講故事為職志。但從晚清開始，隨著報刊書籍的繁榮，以及出版周期的縮短，作家很難再維持對著聽眾講故事的方式，自覺意識到小說是寫給讀者讀的，而不是說給聽眾聽的，中國古典小說從魏晉產生算起至清末的衰落，有1500年的歷史。它源流復雜、衍變劇烈、內容豐富、寫法繁多、堪稱博大精深。面對這樣一份文學遺產，應好好承傳和發(fā)展，把它轉化成滋養(yǎng)中國當代小說的肥沃土壤。

　　“回歸傳統(tǒng)”是中國新時期文學發(fā)展的第二個趨向，以至于古典小說寫法已在當下作家手里，得到了繼承和創(chuàng)新。中國當代文學有不少作家對古典文學的重新發(fā)現是與他們努力在外國文學和中國古典文學遺產之間找到某些相通之處的嘗試結合在一起。王蒙就認為：西方的“意識流”手法強調聯(lián)想，這就與中國古典文學傳統(tǒng)中的“興”一脈相通了。但同時，王蒙先生還能進一步思考這樣的問題——怎樣發(fā)揚中國古典文學獨有的某些優(yōu)勢，以抵消外國文學中的某些負面影響？所以他就在借鑒西方“意識流”手法時提醒自己：“我當然不能接受和照搬那種病態(tài)的、變態(tài)的、神秘的或者是孤獨的心理狀態(tài)”，“我們的‘意識流’不是一種叫人們逃避現實走向內心的意識流，而是一種叫人們既面向客觀世界也面向主觀世界，既愛生活也愛人的心靈的健康而又充實的自我感覺”。

　　新文學的不同時期都有作家在努力將古典文學藝術運用于小說創(chuàng)作中，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他們其中有不少作家對古典文學的藝術進行了借鑒和學習，他們的創(chuàng)作手法雖融入了現代小說的元素，但可以清晰地看出古典小說形式的影子。中國的新時期文學很多作品也許沒有直接的古典小說形式技巧，但可以看到更深層次的傳統(tǒng)審美特點，與古典文學保持著更抽象也更深層的聯(lián)系。

　　大家都知道，不同的文化背景對時代提出了不同的文化要求，五四時期迫切需要去舊迎新，學習西方是它的主要的任務。但是在今天，確實需要以新的視角來看待古典文學傳統(tǒng)，而今天是一個經濟和政治全球化的時代，在這一情況下，保持民族文化的獨特性具有特殊的意義。作為一種獨特精神產品，文學的評價絕對不能以簡單的進化思維來進行。文學不是現代一定勝于前代，而是各有特點和價值。古典文學是中國傳統(tǒng)文學中發(fā)展得最成熟的，所取得的成就也最高，它的獨特審美價值在今天依然有悠長的魅力，絲毫沒有失去意義。

　　最后要說明的是，一部好的翻譯作品，不僅是這種再認識與再表達的結晶，更是譯者獨具特色的角色證明，而譯者為了充當這個角色，最好要促進譯作的準確性，更完美地傳達原作信息。本文從翻譯過程模式及譯者所必備的條件試圖對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譯者的角色進行探討�；�于此，要傳達現當代中國小說創(chuàng)作的特色，譯者必須對新時期小說進行深入的研究、深入到隱含于原作品之中的文化蘊意。特別從現代作家對古典小說的繼承態(tài)度以及對古典小說的研究情況入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一點可能是我們外國譯者在翻譯中國文學作品所面臨的最最大困難。

　　文學翻譯中的文化差異主要表現在不同的生存環(huán)境、歷史背景、文化習俗、思維模式、生活習性、價值觀念以及心理聯(lián)想等方面。我們在翻譯中國現代小說的同時，也有必要認同隱藏在中國現代小說敘述歷史有特色的民族成分，才能理解原作風格并把握其總體精神。譯者的這個理解過程將有助于中國文學名著的讀解。

　　穆赫森·法爾加尼(Mohsen Sayed Fergani)

　　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學外語學院中文系教師，漢語語言學博士。埃及文化最高委員會翻譯委員會成員，2011年獲中國新聞出版總署頒發(fā)的“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翻譯了《論語》、《道德經》、《戰(zhàn)國策》、《四書》和待出版的《列子》、《孫臏兵法》。正在翻譯阿來的《塵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