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散文創(chuàng)作的版圖中，賈夢瑋以其《紅顏》《南都》《往日情感》三部散文集構筑了一個獨特的精神世界。其中，《往日情感》中的《搖籃》以其震撼人心的力量，成為我閱讀體驗中最難忘的篇章?；蛟S是因為我同樣擁有一位飽經(jīng)苦難的母親，我對文中展現(xiàn)的母性創(chuàng)傷有著特殊的共鳴。賈夢瑋在這篇散文中，以近乎殘酷的誠實記錄了一個被三次轉送的母親形象，這種被遺棄的沒有“人”的權利的創(chuàng)傷記憶，鑄成了他的精神世界最初的蝕痕，母親的遭遇把追求“人”的權利刻骨銘心地植入他的靈魂，成了他文學創(chuàng)作最深層的動力源泉和永恒的追求?！稉u籃》揭開了賈夢瑋的散文的心靈密碼，他的《紅顏》就是為母親們追求“人”的權利的吶喊!

賈夢瑋對母親被遺棄的感覺，絕非布爾喬亞式的憂郁，而是一個農家子弟面對生存威脅時最真切的體驗。人世間最痛的莫過于骨肉分離，而這種痛苦卻反復降臨在他母親身上。正是這位苦難的失去“人”的權利的母親，是賈夢瑋人生的第一精神導師。細讀《往日情感》中的其他篇章，我們會發(fā)現(xiàn)，這位農家子弟的青少年時期，始終處于生存的懸崖邊緣，在貧瘠的土地上艱難地尋找精神出路，每一個腳印都浸透著血痕。初中輟學的命運判決，本該將他永遠禁錮在土地的輪回中，但是他有夢，為了實現(xiàn)夢，他必須讀書，于是自己建造了一個“書齋”，在《書齋，總是有的》里描寫了他的“書齋”，那是“在家里谷倉的一角，我劈出一塊，摞起兩面半高的磚墻，然后在上面擱一塊木板，一張書桌便大功告成”，這就是他的“書齋”。在這個谷倉里的“書齋”中，作者夏天“將雙腿浸在水中，既可以降溫又可以防止蚊蟲的侵擾”，冬天讓貓睡在膝頭取暖，以此苦讀。所讀的書，“在偏僻的農村，要借一本像樣的書都是很困難的。我只好去做臨時工，干苦力，每天掙一塊多錢；待攢下一些錢后，就去新華書店買幾本自己想要的書……新華書店離家70多里地，騎自行車來回要6個小時。書買回來后就是一個個深更半夜的苦讀”。這一谷倉里的“書齋”，成了中國當代教育史上最具震撼力的“學?！?。他將省下的每一分飯錢化作遠方的書籍，這是對知識近乎偏執(zhí)的虔誠和神圣。在當今憑借指尖滑動就能獲取海量信息的時代，閱讀的便利反而消解了知識的神圣性。這種用生命兌換的閱讀經(jīng)驗，讓他的文字始終保持著痛覺神經(jīng)的敏銳。賈夢瑋的散文提醒我們，真正的思想需要付出生命的代價，他描寫近乎宗教苦修的知識獲取方式，讓他的文字從一開始就帶著生命的痛感與重量。

賈夢瑋的散文創(chuàng)作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末開始的。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興盛的文化散文，是以“我”的歷史開啟了文化散文的存在。它的興旺，意想不到的是竟激發(fā)了一場文化誤會，寫歷史漸漸“以私為中心”，最終蛻變?yōu)椤八健钡目駳g，到90年代末，文化散文漸漸式微。恰恰在這種情況下，賈夢瑋的歷史文化散文《紅顏》登場了，他以“我”的歷史開始了一個人的文化散文的旅行。

賈夢瑋的《紅顏》把鏡頭投向了歷代的后宮。寫盡了宮怨，宮妒，宮斗……《紅顏》成了封建王朝的“后宮”博物館。在筆者看來，他如此專注地關心女性的“人”的權利，和他母親的三次被遺棄的慘痛經(jīng)歷有著內在的情感邏輯。當他進入歷代后宮時，殘酷的事實告訴他，婦女在皇權專制中，“人”的權利和生命最脆弱，最易被踐踏。他想借“紅顏”喚起人們對“生命”的興趣，對“人”的興趣。而八九十年代的文化散文的衰落，恰恰正是作家們對“生命”和“人”的漠視。賈夢瑋正是要締建一個世界，并且要把我們驅入這個世界。對于這一點，散文創(chuàng)作常常使人誤會，以為抒寫一點自己情感就是散文終極目標。筆者認為，真正的散文應該締建一個世界，這個世界是精神的。締建世界，需要作者有格局，格局也是精神。精神是“我”，“我”就是歷史。賈夢瑋的“我”的歷史意識的精神指向很明確：反封建王權專制，追求“人”的權利，捍衛(wèi)生命的權利。這是需要有掀桌子的無畏的勇氣。在《紅顏》中的許多篇章，如《江山美人》，《“禍水‘之’水”》，《汝欲何為》等，作者和封建王朝專制勢不兩立，以決戰(zhàn)的氣概，寫盡了后宮的精神創(chuàng)傷和各種苦難，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公示這樣一個結論，“人”的權利被踐踏，“禍”在專制，疾呼：“專制制度乃是‘禍水’之源”，“在專制權力面前，男女一樣會失去人性”。《紅顏》是討伐封建王朝專制的檄文，他要對封建皇朝專制的鐵屋子爆破，這種近乎浪漫的討伐，使我想到了堂吉訶德?；蛟S賈夢瑋還有一個企圖，想用他的大格局寫作，使他的歷史文化散文成為“我”的歷史。筆者認為，從古到今，在所有記錄描寫歷史的文學藝術作品中，歷史就是“我”，“我”就是歷史。在這面鏡子里，照射出形形色色的“我”與“他”。賈夢瑋用他的歷史文化散文宣告，“我”回來了！“我”在！賈夢瑋的文化散文的真正價值是具有精神格局的“我”的歷史的復活。充滿激情的“我”的歷史的復活，給式微的文化散文注入活水，從而重現(xiàn)春色，這樣的企圖，也是一種浪漫。這正是我們討論賈夢瑋的散文的意義所在。

在賈夢瑋反封建王權專制和追求“人”的權利的獨立的大格局中，我們應該特別重視他對生命意義和存在的探索， 《往日情感》中的《此岸》，《南都》中的《戰(zhàn)爭與善良：1865往事》和《出入棲霞》為代表的三篇散文，皆是作者做的“心”上的文章，展示的是他的文化心理的養(yǎng)心之作。筆者認為，對生命意義和存在的探索，是追求“人”的權利的獨立的拓展和必然，也是作者散文的精神世界中的重要支柱。賈夢瑋對生命意義和存在的探索，都把它置放到一對具有對立意義的命題中思考，“此岸”與“彼岸”（《此岸》），“屠殺”與“慈悲”(《戰(zhàn)爭與善良：1865往事》)，“進”與“退”（《出入棲霞》）。這些命題顯示了當下社會的人生糾結，信仰的向往和精神的訴求。正如象征主義先驅梅特林克所說，“人生的真正意義，不在我所感知的世界里，而在于目不能見，耳不能聞，超乎感覺之外的神秘之國中。”賈夢瑋的散文，正是努力想探索“目不能見、耳不能聞，超乎感覺之外的神秘之國”。《此岸》中出現(xiàn)的三對人物：法國阿維尼翁的修道院修女與送面包的青年，南京兜率寺里跪在佛像前的母親和已經(jīng)剃度出家的七八歲的兒子，江西葛仙山的年輕道士和他在電話中企求來看他的女友，似乎是目能見、耳能聞的當下，但是傳遞給我們的感覺是在“超乎感覺之外的神秘之國中”。神秘之國中的意象明亮卻又神秘，那就是“此岸”的“人”與“彼岸”的“人”。作者的重點顯然在“彼岸”的“人”：修女沒有言語，行動決絕，但是她手拿著男青年送的面包；小和尚沒有言語，卻有行動，聽從母親指令關窗；年輕道士有聲有色，滿面淚水，發(fā)出了對女友的深情呼喚。這些畫面，沒有答案，卻有想象，都讓人們會不由自主地和作者一起神思恍惚，“此岸”的“人”與“彼岸”的“人”生命連接存在何處？“彼岸”中的“人”又“在”哪里？這些恍惚激發(fā)了文章的無限，無限就是散文的“味”。讀多了當今乏味的散文，就知道賈夢瑋散文的可貴。讀完“此岸”，我也恍惚，我能到“彼岸”嗎？“彼岸”中的“人”在“彼岸”乎？而“彼岸”又在何方？

可以和《此岸》稱為姐妹篇的是《南都》中的《戰(zhàn)爭與善良：1865往事》和《出入棲霞》。它們和《紅顏》散文集中追求的“人”的權利有著不可分割的血肉聯(lián)系。《戰(zhàn)爭與善良：1865往事》是從李鴻章創(chuàng)辦的制造殺人武器的金陵機器局起筆，金陵機器局原址恰恰是歷史上多個佛教寺廟如大報恩寺的遺址?！耙幻媸侨胧赖膽?zhàn)爭，另一面是出世的宗教”。后來金陵機器局又經(jīng)歷了國民黨時的金陵兵工廠，到共產黨接管后的“軍械總廠”，到“國營307廠”，到舉世聞名的佛像制造企業(yè)“國營晨光機械廠”和“晨光集團公司”的變遷，畫出了一條輪回的軌跡：“佛寺的廢墟上建兵工廠，軍工企業(yè)鑄制佛像，這是一種悖論，也是一種輪回？”“晨光集團公司”的前世今生的變遷，變來變去可以簡化到“屠殺”與“慈悲”的輪回。作為“晨光集團公司”，是有形的存在，它的產品的變化也是有形的存在，但是它畫出的軌跡卻是無形的，這種神秘的無形的抽象恰恰是人生的一種折射，人不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是“晨光集團公司”卻作出了另一種回答，即使用康德的二律背反理論來解釋，也難以圓滿。它給讀者又一次制造了“此岸”與“彼岸”的無限的宗教式的恍惚。

相比之下，《出入棲霞》要理性一點。它開宗明義就提出：“世間大概沒有哪國人像中國人這樣糾結于‘進’‘退’與‘出’‘入’之間”。事實上，“進”與“退”可以囊括人的一生，也可以看到一個人的精神向度。作者把這樣一個重大的哲學，宗教和人生的命題，交給了棲霞山。文章從棲霞高僧明僧紹寫到名妓李香君，寫到近代的高僧宗仰上人，作者統(tǒng)統(tǒng)是以入世的精神，給予贊美。出乎我意料的是最后作者提出人的進退“最高的境界，大概是‘不進不退’”。并以玉泉曇懿禪師的話語作注釋：“進一步則乾坤震動，退一步則草偃風行。且道不進不退一句作么生道？良久曰：‘閑持經(jīng)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讀到這里，我感到有些意外。和他在《紅顏》中那些充滿血性味的文章相比，“閑持經(jīng)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的追求，難以進入《紅顏》鑄造的精神大廈。曇懿禪師曾和宗杲禪師發(fā)生了一場關于柱杖的辯論，“閑持經(jīng)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是他受到宗杲禪師錘煉的開悟，這也是他的超凡脫俗的一種追求。但是對于手持長劍，慷慨高歌的《紅顏》作者，“閑持經(jīng)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應該是他的奢侈的夢想了！

賈夢瑋的散文創(chuàng)作有著獨特的敘事策略。他常常從遠處著筆，娓娓道來，如同舉著溫熱的火把引導讀者前行，卻在某個節(jié)點突然燃起熊熊烈火，將讀者卷入思想的熊熊烈火之中。我稱這種創(chuàng)作策略為“引火燒身”。在《紅顏》的首篇《此情脈脈——說宮怨》中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文章從故宮中軸線起筆，通過白居易的《上陽白發(fā)人》、班婕妤的《怨歌行》等經(jīng)典宮怨作品，構建起一條抒寫古代宮怨的藝術長廊。正當讀者沉浸在對宮女命運的同情時，作者筆鋒陡轉：“流傳下來的‘宮怨’作品大多為文人仿作”，“‘宮怨’之作也都出自為‘臣’或曾經(jīng)為‘臣’的知識分子之手”。這一轉折猶如烈火驟起，直指中國文人與宮女在精神處境上的同構性，得出“仕（士）不過是皇上的‘妾’”這一振聾發(fā)聵的結論。通過對李白“謫仙”變“謫臣”的剖析，更是將宮怨主題提升到知識分子命運的高度。“我們”被卷進了“我”的歷史所燃起的熊熊烈火之中了?！耙馃怼辈皇恰白湔嘛@志”的翻版，而是生命涌動的噴發(fā)。

正如里爾克所言，“藝術作品永遠是孤獨的，絕非評論可及，唯有愛能擁抱它，了解它，珍惜它”。賈夢瑋的散文創(chuàng)作，正是這樣一份需要用心靈去擁抱的孤獨禮物。他對范仲淹的呼喚與追念，實際上是對士人精神的當代詮釋。在這個意義上，賈夢瑋完成了他關于苦難、尊嚴與自由的書寫，而每一位讀者，都將被他的生命之火點燃，成為這場精神之旅的同路人。這或許就是文學最珍貴的饋贈——在孤獨的創(chuàng)作與用心的閱讀之間，建立起超越時空的精神共鳴。

（作者系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