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作家羅貝托·波拉尼奧是詩人，是小說家，也是讀者。誰都不知道在漫長的流亡生涯中，他是不是早就把自己書房里的書統(tǒng)統(tǒng)打包進了行李箱，如此隨身攜帶，一路走來一路閱讀？否則，隨筆集《在地獄閱覽室里》就不會顯得如此厚重了。無論如何，這都不是一次簡單的寫作。它就像波拉尼奧對其一生創(chuàng)作的總結(jié)和反思，是他為身后這個世界開出的一份沉甸甸的清單。這意味著，30年來，他在創(chuàng)作詩歌、小說的間隙，持續(xù)不斷地閱讀書籍、接受采訪、撰寫評論，才有了這些充滿著強烈愛憎情緒的文章。

套用毛姆“作品即人”的觀點來看這本書，我們似乎不難得出“閱讀即人”的推論。畢竟，波拉尼奧從來不會因為外界的聲音輕易改變自己一以貫之的文風(fēng)，哪怕在生命的盡頭，他不得不四處遷徙，漸漸遠離了他出生、長大的拉丁美洲。但事實上，誰都不能為《在地獄閱覽室里》做出簡單的評判。它是如此龐雜，囊括了詩歌評論、散文隨筆、文學(xué)批評、對話訪談等諸多內(nèi)容。就像波拉尼奧自己，集多種身份（詩人、作家、病人、讀者）于一體，有時憤世嫉俗，有時激情洋溢，有時沉默寡言，有時滔滔不絕。

如此一來，就有了兩個分裂的波拉尼奧。一方面，他言辭犀利，嫉惡如仇，眼中容不下一粒沙子。盡管他很清楚“向藝術(shù)領(lǐng)域的裝模作樣發(fā)起的斗爭，幾乎總會演變?yōu)獒槍ι鐣P(guān)系中的虛情假意的斗爭”，他還是毫不猶豫地拿起筆，意志堅定地維護內(nèi)心深處這片僅存的凈土，向那些厭惡的、反感的、裝腔作勢的、毫無存在價值的“美洲納粹文學(xué)”發(fā)起有力的攻擊。另一方面，他又是溫柔的、深情的。與所有經(jīng)典文學(xué)的資深粉絲一樣，波拉尼奧對經(jīng)典作品、前輩作家有著一種“不可理喻的熱情”，既從不吝惜他的贊美，更不止一次地呼喚他們的名字。

因為正是有了這些作家，他才能拋開憤怒，向著理想中的“天堂圖書館”靠攏，哪怕他很清楚彼時的拉美文壇早已深陷在前所未有的卑劣處境中，似乎不用“地獄閱覽室”就很難表達他內(nèi)心的憤懣。于是，我們不難理解為何在他筆下會有那么多高頻詞：整本書中，他提到了22次科塔薩爾、35次聶魯達、43次略薩、78次博爾赫斯。而每一次提起，波拉尼奧的筆下都帶著難以言喻的激情。似乎只要一想起這些名字，他身邊這個黯淡無光的現(xiàn)實世界就會被徹底瓦解，迎來一絲難得的光亮。

那么，我們應(yīng)該怎樣來理解波拉尼奧性格上的反差？套用墨西哥作家豪爾赫·博爾皮的話來說，《在地獄閱覽室里》呈現(xiàn)出一個聲勢浩大的波拉尼奧軍團。他把他一生的寫作分散打亂，以碎片化的形式與他筆下作品的主題形成了巧妙的呼應(yīng)，進而融合為這部厚厚的隨筆集?！捌巍⒏垢?、草圖、概略，它們是行動所依據(jù)的理念或有關(guān)未來的省思。一間在我們的眼前敞開的實驗室。波拉尼奧用以排除萬難、榫接巨著的原料。”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不能忘記波拉尼奧自己。很難說，他對自己究竟有著怎樣的評判，但從他筆下的句子中似乎不難看出他內(nèi)心的訴求。比如智利作家佩德羅·萊梅貝爾，以通常的眼光來看，他是失敗的，但波拉尼奧堅信，他沒有失敗。他的作品流露出某種由文學(xué)賦予的令人心酸的勝利，“當(dāng)從前那些蔑視他的人紛紛落入深溝的時候，佩德羅·萊梅貝爾仍將是天上的一顆星”。這樣的描述同樣適用于波拉尼奧自己。很多時候，他就像一顆遙遠的星辰，高高地掛在異國的星空下。這樣的人生無疑是艱辛的，但這樣的人生又為他帶來了另一種視角：只有遠離智利，他才能真正看清它的樣子。

于是，在《看不到出口的走廊》里，波拉尼奧談到了自己多年以后重返智利的情形，“時隔25年，我回到了智利。街道看起來其實還是一直以來的樣子。智利人的面孔也是老樣子。這意味著要命的無聊或瘋狂”?；蛘哒f，這個國家就像一條“看不到出口的走廊”，它存在的意義僅僅是為了向世界展示它的笨拙，“在明明可以飛翔時執(zhí)意沉陷，在無可挽回地沉陷時決意飛翔，偏愛血腥的悖論，有著精神分裂式的反應(yīng)”。與之相映成趣的是生活在這個國家里的人。大多數(shù)智利人都有“一張神情極其嚴(yán)肅的、憂心忡忡的面孔，一張仿佛正從不同角度進行觀察的面孔，一張在幾秒之內(nèi)畫風(fēng)從塞尚過渡到畢加索又從畢加索過渡到巴斯奎特的面孔，一張我們這個走廊式島國的居民的常見面孔”。

這些面孔傳遞出某種潛藏在智利人骨子里的基因。他們“安靜而沉默”，始終用雙眼“注視地面、仿若飄浮在一片虛幻的深淵之上”。換言之，“就好像機場是海市蜃樓，我們所有人都懸在空中，某種虛無奇跡般地或說宿命般地支撐著我們，它向我們索要一份神秘或說不可言喻的貢品，一份無人愿意償付卻也無人明說不愿償付的貢品”。顯然，波拉尼奧并不屬于智利。在他看來，生活在這個國家不會有未來，因為未來就像“一扇金屬車庫門轟然開啟，既不干凈也不諧調(diào)”。好在，他的思想和靈魂，早就跟隨他的腳步，遠遠地離開了那片遙遠的大陸。他從不虛無，反倒從太多漂泊不定的同輩作家身上，清晰地辨認(rèn)出自己的影子。

比如在《羅德里戈·雷伊·羅薩的筆鋒》一篇中，他這樣描述這位危地馬拉作家：“我喜歡這樣想象他：沒有固定住所，沒有畏懼，是路邊旅店的常客，身處熱帶的公共汽車站或混亂無序的機場中，帶著他的筆記本電腦或一冊藍色封面的小本子，在那里面，各種使他好奇不已的事情，他昆蟲學(xué)家般的膽魄，徐徐展露。”同樣，在名為《在地獄閱覽室里》的文章中，波拉尼奧向他傾慕已久的西班牙詩人萊奧波爾多·瑪麗亞·帕內(nèi)羅拋出了橄欖枝。在他看來，帕內(nèi)羅的詩作《納西索斯》呈現(xiàn)出一種極端的寫作方式，“孑然一身，無所依傍，在一場即興音樂會上從頭至尾講一個故事，故事里偵探小說的主調(diào)和一個女人的死亡、一個朋友的死亡、一個夢的死亡彼此交錯”。

此時，無論是羅德里戈·雷伊·羅薩，還是萊奧波爾多·瑪麗亞·帕內(nèi)羅，甚至是博爾赫斯，就都成了他的同路人。他和他們一樣，有著高度的精神契合，都是“路邊旅店的?？汀?，又都以自己的筆不厭其煩地再現(xiàn)出某種“孑然一身，無所依傍”的人生，卻從未放棄自己對文學(xué)的追求、對自由的渴望。就像波拉尼奧所說，他們都來自位于地圖邊緣的小國家，又都是“活得肆意”的人，既能“將樸素低調(diào)與張揚怪異結(jié)合在一起”，又能將“理性冷靜和古怪反常結(jié)合在一起”。于是，寫作就成了他們共同的歸宿。因為只有全身心地沉浸在文學(xué)的世界中，他們才能遠離喧囂、蕪雜的現(xiàn)實世界，隨性而為，找到內(nèi)心的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