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料整理與研究（1949-1979）》李曉峰 王莉 王瀟 編著遼寧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當代文學。從文學學科分類來說，“現當代文學”與“少數民族文學”分屬不同的二級學科，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往往合在一起并提。但是，盡管“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具有一定的連續(xù)性，從性質上來說，兩者卻有不同。反倒是“少數民族文學”有著明確的“當代”屬性。關于這一點，學術界尚未達成普遍性的共識，因為操持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者往往聚焦于主流文學的內容，少數民族文學則因為口頭文學的比重較大、大部分少數民族的書面文學起步晚、語種與審美傳統(tǒng)多樣等因素，而被大而化之地約等于民間文學，或者一種帶有地方風情色彩的文學。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在于“文學”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很大程度上被書面文學主宰，討論文學史時，以分期的方式劃分古代、近代、現代、當代，單列出來的“少數民族文學”就顯得尤為尷尬，因為分類的標準并不統(tǒng)一——在“少數民族文學”內部就包含了不同文化、不同年代、不同文類的成分。因而，要對這樣一個學科進行系統(tǒng)性探討，會面臨方法論上的必要整合，創(chuàng)造出獨有的理論話語范型，而不能完全照搬與挪用既有的其他文學話語范式。其中一條路徑就是將其視作“當代文學”的一種，對其在當代呈現出的復雜面相進行剖析，這既符合歷史的事實，對于現有的當代文學學科也是一種不可或缺的拓展和深化。

李曉峰歷時十余年整理編著的《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料整理與研究（1949-1979）》（全十卷），就是一種在當代視野中全面掃描少數民族文學史料的奠基性作品。李曉峰與我在十幾年前曾經合作過《中華多民族文學史觀及相關問題研究》《多民族文學史觀與中國文學研究范式轉型》兩本著作，我們都是以當代文學作為切入口來討論少數民族文學問題，尤其是少數民族文學史的相關理論問題。2021年李曉峰主編《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術史》（十三卷）出版，這是全面回顧總結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學術史的作品，在該領域是標桿性的成果。2018年我們曾共同合作“新中國文學史料與研究叢書”中的“少數民族文學卷”，他負責前三十年，我負責后四十年。他認為那個項目篇幅容量有限，又另起爐灶做出這套書，將內容細分為文學理論卷、民間文學綜合卷、史詩·敘事詩卷、神話·傳說·歌謠·藝人卷、古代作家（書面）文學卷、當代小說卷、當代詩歌·散文卷、當代作家作品爭鳴卷、戲劇文學卷、電影文學卷等共十卷?？梢哉f，這是迄今為止最為全面、系統(tǒng)梳理新中國前三十年少數民族文學史料的著作。

從分類與結構來說，全書貫穿了統(tǒng)一的結構邏輯、跨學科整合視野和系統(tǒng)性分類原則。每卷均以“總論—分輯—解讀”為框架，分輯下設“概述+文獻解讀+專題文獻”，形成從宏觀、中觀到微觀的遞進式敘述。例如，文學理論卷通過總論引出政策文件、文學史編纂討論，再深入民族形式的具體爭鳴，邏輯清晰，便于學術研究的分層展開。各卷融合文學史、民族學、社會學視角，如古代文學卷中對《蒙古秘史》《福樂智慧》的文史互證，作家作品爭鳴卷中文學話語與時代政治文化語境的關系等，體現了多維度的學術視野。從文學理論、民間文學、古代書面文學、當代詩歌散文到當代小說和作家作品爭鳴，對少數民族的特有文類如史詩、敘事詩、神話、傳說、歌謠史料的鉤沉，顯示出其民族文學特有的文化和文學特色。戲劇文學和電影文學則體現了少數民族文學無法被文字文化所化約的“泛文藝”特點。

總體來說，這套書覆蓋了少數民族文學的多個維度，形成了兼顧“政策導向—書寫實踐”“民間—書面”“理論—實踐”“古代—當代”“創(chuàng)作—批評”的立體學術框架，該書每個具體分卷都有其側重和焦點。

從選材特點與學術價值上來說，在史料搶救與系統(tǒng)性整理中，體現出民族平等與文化多元的歷史與現實，并著力打撈理論爭鳴的思想史意義。

十卷本中收錄了大量政策文件、作家書信（如瑪拉沁夫信件）、會議紀要（如少數民族文學史編寫座談會）、“編者按”等珍貴資料，為研究新中國文藝政策與少數民族文學的關系提供了一批原始資料。例如，對《百鳥衣》《草原烽火》《歡笑的金沙江》等經典作品的評論匯編，保存了不同時期的批評話語，成為文學接受史的重要案例。覆蓋了蒙古、藏、維吾爾、哈薩克、壯、彝、白、傣等數十個民族，兼顧人口較多民族與人口較少民族（如仫佬族、撒拉族等），展現中華文學的多民族共生共榮、百花齊放的全新圖景。古代文學卷中，蒙古族尹湛納希、藏族倉央嘉措、維吾爾族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等作家被重新評估，拓展了文學史敘事的版圖。關于“民族形式”“奶子味”“文史互證”等議題的討論，反映了少數民族文學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身份焦慮與美學探索。因而，該書在原始材料的呈現和編排中，具有較為鮮明的方法論啟示。如民間文學卷強調田野調查與口頭傳統(tǒng)整理，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提供了范式。

從對少數民族文學與當代文學的意義而言，該書通過系統(tǒng)整理少數民族文學史料，打破單一民族文學史的局限，重構了新中國文學史的歷史化和中國多民族文學共同發(fā)展的歷史敘事，促進了文學跨民族對話。因此，該書有助于推動形成“中華文學多元一體”的學術共識，為《中國文學史》的修訂提供了新視角。各卷中“民族形式與地區(qū)特點”的討論，既強調獨特性，也探索共通性，為多民族文學融合提供了理論支撐。

更為重要的是，這套書通過口頭文學與書面文學以及不同文類的綜合，一方面對當代文學的文化資源譜系進行更開闊的展示，如少數民族文學中的神話、史詩、民歌元素（如傣族贊哈、彝族克智），這些資源可為當代作家提供創(chuàng)作素材和靈感線索。事實上，新時期以來，莫言、阿來、烏熱爾圖、劉亮程、李娟等作家的成功均與此密不可分；另一方面，這些史料所顯示的特性，也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反思現代以來文學觀念的不足，從而為進一步重估中國本土文學遺產的價值，拓展新時代整體性的中國文學研究打開了思路。

應當指出的是，該書的立意并不局限于文學。編著者實際上是將少數民族文學史料視作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知識生產的有機組成部分。當然，路漫漫其修遠兮，這是一個系統(tǒng)性工程，無法一蹴而就。

但是，少數民族文學史料形態(tài)有其具體規(guī)定性，尤其對于新中國前三十年而言，數字史料建設不足，現存的口述史料、實物史料、圖片史料也相當匱乏。這套書則是以文獻史料為中心輔之以部分圖片史料，從宏觀、中觀和微觀的不同層面，對相關史料予以整全性的編纂，以翔實的材料、嚴謹的分類和跨學科的視野，構建了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的基石。其學術價值不僅在于填補空白，更在于推動文學概念和文學史觀的轉型，為當代文學的文化自信與理念創(chuàng)新提供資源。

正如李曉峰在該書《總論》中所說，這套書僅僅是少數民族文學史料學建設的一個開始。一切史料都是特定史觀之下的重新發(fā)現與發(fā)掘，在科技與人文融合的全球化語境下，史觀亦隨時代發(fā)生轉變，未來，需要進一步拓展理論深度，完善史料體系。假以時日，我期待李曉峰能再接再厲，推出“新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料整理與研究（1980-2025）”，全面呈現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總體風貌，使之成為重新認識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的重要途徑之一。

（作者：劉大先，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