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日，葉宋曼瑛 著、張人鳳 鄒振環(huán)譯《張元濟的生平與事業(yè)：從清代改革家到二十世紀出版家》由重慶出版集團·重慶出版社、華章同人出版。該書詳細梳理了張元濟從科舉出身的傳統(tǒng)士大夫，到投身維新變法，再到成為商務印書館的靈魂人物的多重身份轉變。張元濟的事業(yè)貫穿了教育、出版、文化傳播等多個領域，為中國現(xiàn)代化的推進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經出版方授權，中國作家網特遴選該書第九章《戰(zhàn)爭年代》發(fā)布，以饗讀者。

全面戰(zhàn)爭和向西撤退

1937年國民黨政府領導抗日，聲望因此上揚。過去由于政府面對日寇侵略軟弱無能而造成的失敗和沮喪，被新掀起的愛國熱潮所取代。從此，新聞媒介和公眾輿論可以公開談論“全民抗戰(zhàn)”，而日本的侵略行動也不必再用“偶發(fā)事件”一類名詞掩飾。中國終于把日本稱為敵人，公開抗日也不再被視為非法。

然而，全面抗日在軍事上接連失敗。北平于7月淪陷。上海在8月間遭到進攻，艱苦的巷戰(zhàn)也僅能稍為阻延日本人。12月，首都南京失守。1937年最后的幾個月，國民政府有步驟地向西撤退，他們放棄了易遭攻擊的東部沿海地區(qū)，撤退到中國西南多山的內地省份。國民黨人稱此戰(zhàn)術為“以空間換取時間”，因日本的戰(zhàn)爭機器過于強大，所以除了從富裕的沿海地區(qū)和中國最繁榮的城市撤退之外，別無選擇。他們估計到，中國崎嶇不平和幾乎無法達到的內地省分會提供地理上的保護，免受陸地上的攻擊，盡管日本持續(xù)地轟炸重慶（中國的戰(zhàn)時首都）。蔣介石看到，只要政府能支撐下去，歐洲和美國必將卷入對日軍事作戰(zhàn)。

十分奇怪的是，對日全面抗戰(zhàn)并未嚴重影響商務印書館。王云五在回憶錄中說道，由于他應蔣介石之邀于1937年7月出席國民參政會，能及時對軍事形勢作出預測，因為預計到了全面戰(zhàn)爭，因此能及時采取行動，把商務印書館的印刷廠以及機器、紙張、字盤和銅版等等，連同熟練工人一起撤往內地。他說，撤往內地的快速行動是使出版社得以生存下去的保證。

然而，若對事實仔細分析，卻無法證實王云五的遠見。他選擇了長沙（湖南省省會）作為商務印書館的新總部。在匆匆建造廠房之后，他籌劃把上海最好的機器運往長沙，但他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勸說熟練工人轉移去內地。軍事形勢迅速惡化，長沙遭到一連串空襲。工人和編輯一樣，拒絕前往一個很快將落入日本人之手的地方，而寧愿轉移到上海公共租界或香港，認為那里更安全?？傊?，即使全體雇員都順從王云五的計劃撤退長沙，但他能否成功值得懷疑。后來所有員工都很快轉移到重慶。商務印書館長沙戰(zhàn)時工廠也一同西遷。就在轉移前夕，工廠發(fā)生一場大火，因此真正運到重慶的設備只是從上海運出的很小部分。

然而，商務印書館盡管在1932年遭到最嚴重的破壞，在1937—1941年間卻干得不錯。商務的好運氣并不完全來自王云五1937年前期的應變措施，而更多的是由于1932年災難性的轟炸之后開始的不斷疏散。轟炸給董事會一次深刻的教訓，即完全依賴閘北的印刷廠是十分危險的，這些廠房位于上海的中國地界之內。商務在1932—1937年期間的復興意味著它更依靠僅存的閘北“第五印刷廠”和當時還不太重要的香港印刷廠。在第八章中可以看到，由于香港印刷廠和幸存工廠的全部能力發(fā)揮得好，商務按時出齊了1932年秋季開學所需的全部教科書，使公司保住了書籍市場上最大、最好的份額，并重新取得了償付能力。顯而易見，商務的疏散方針、著力建設分支機構的重要舉措，并非作為戰(zhàn)時應變措施突然于1937年產生，而是1932年以后預見到局勢必將進一步惡化而實施的一項長期發(fā)展策略。

還有，自1932年后，商務印書館不再保留龐大的職工隊伍。編譯所已被撤銷，印刷廠亦被拆散。這樣緊縮政策的結果是變成一個較小的、便于在事變中照料的工作機構。商務能在強敵面前生存下去，部分原因是其規(guī)模已經縮小了許多。

商務印書館十分迅速地適應了戰(zhàn)時形勢。1937年8月，當上海受到全面攻擊時，一切出版活動均告停頓。但到了9月，商務就在《東方雜志》上刊出了它的戰(zhàn)時新出版方針，聲稱將自當年10月1日起恢復正常的出版活動，包括廣為宣傳的“一日一書”計劃。1932年轟炸后保留下來的十一種雜志中，《東方雜志》《教育雜志》《兒童世界》和《英文周刊》將于1937年10月復刊，但為了克服不可避免的紙張缺乏的情況，采取了每兩期合刊為一期的做法。至于“叢書”“文庫”一類書籍（諸如《國學基本叢書》和《萬有文庫》等）將推遲數月出版。中國第一部綜合大學教科書叢書的出版將按計劃進行。

綜上所述，可以這么說，商務以恢復和適應來對待這場全面的中日戰(zhàn)爭。

《中國文化情報》對形勢的評價也許是最公正的。它是一份很奇特的月刊，由幾個在上海法租界工作的日本人編輯。該刊報告中國作者和知識界領袖人物的一切活動實情，不論其政治見解如何，并編制了中國各大專院校的損失詳情表，還暗中偵查留在淪陷區(qū)的文化界人士。這份不公開的日本內部情報刊物，對中國戰(zhàn)時文化領域做了最廣泛全面的報告。1938年2月號的“出版界新聞”一欄內，它公開對商務印書館的堅韌性表示驚訝：

商務印書館——中國首屈一指的出版社……從先前轟炸的經驗教訓和其他的勞工風潮中學會了不少東西……它的領導層組織嚴謹。香港的工廠得到擴充，在上海各地又建立起了一批分散的小印刷廠。因此，在最近的危機中所受的損失，比起1932年上海事件來要小得多。

這些來自日本情報觀察家的言辭，足以成為對形勢的具有高度啟發(fā)性的估計，因為它們必然是十分精確的。

國民黨政府的全面抗戰(zhàn)，短暫地改變了張元濟對其不認可的態(tài)度。中國一開始所處的逆境，并未使他感到十分擔憂。他充滿了希望和信心，堅信抗戰(zhàn)必將最終使國家受益。日寇入侵平、津，一些最優(yōu)秀的大學和文化中心遭到破壞，其中有著名的南開大學。張元濟致函著名教育家、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表示了同情與關心：

暴日無道，辱我平津?！壬氖曛洜I毀于一旦……然敵人所可毀者我有形之南開，而無形之南開已涌現(xiàn)莊嚴，可立而待。……吾不信我中華民族終長此被人蹂踐也！

張元濟的積極和抱有希望的態(tài)度，也可見于1937年9月在《大公報》和《東方雜志》的一篇文章。讀者必定記得，他在全面抗戰(zhàn)前夕寫了一系列社會政治論文，對政府提出尖銳的批評，而這篇題為《我國現(xiàn)在和將來教育的職責》，標志著明顯的轉變態(tài)度。該文抓住北方流亡學生大量流入上海這個緊迫的問題，而從日本匆匆回國的學生又使上海學生人數激增，張元濟主張所有大學應減少入學的費用，以盡可能招收學生，教室和宿舍應充分利用，各校應最大限度地接受流亡學生，盡管上海學生會感到不便。他同時指責上海許多私立大學學生奢侈和浪費，并引用教育家張伯苓的話，強調拋棄戰(zhàn)前不切實際、過于歐化的課程設置并非壞事。他警告說，以前大學里奢侈、墮落、冷漠和腐敗的風氣必須改變，還指出，學生必須準備今后以儉樸的生活方式度過艱苦的歲月。

張元濟的文章對當前的形勢仍持批評態(tài)度，但全篇的調子呈現(xiàn)出關心和誠懇的希望，希望今后終將出現(xiàn)變革，以使事物向好的方向發(fā)展。意味深長的是，該文比起同一年中早先的幾篇來，文鋒遠不是那么尖銳。

這篇文章在知識界引起頗為廣泛的議論。同時代的教育家著文表示了對戰(zhàn)時中國教育的希望。張元濟所未必知道的是，敵人也注意到他的文章，并且認為他對中國學生的告誡十分重要，應該讓日本當局也有所了解。于是《中國文化情報》將它翻譯為日文后全文刊載，同時還刊登了中國其他教育家對它的評論。這可能供日本各文化、學術部門作為參考。

身為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同意了王云五最初的戰(zhàn)時應急計劃。據王云五的回憶錄所載，他在廬山避暑地與蔣介石會晤后返回上海，立即去拜訪張元濟，決定當這場不可避免的戰(zhàn)爭到來時，采取三項步驟：第一，在上海租界建立更多的臨時小型印刷廠；第二，進一步擴建香港印刷廠；第三，在預見到國民政府必將西撤后，決定在內地開設新廠。全體商務老職工可以在這三個方面繼續(xù)留任。王云五后來承認，由于他效忠并信賴國民黨政府，實際上最傾向于第三種選擇——內遷；他說最終目的是將滬港兩地大批工廠遷往內地。他堅持說他想在中國的戰(zhàn)時首都建立商務的領導機構，而事實是在上海和香港因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而落入日本人之手以前，香港分廠和上海工廠已比重慶分廠活躍，產量亦比重慶高。

1937年到1941年12月，商務印書館在香港設立了總管理處，王云五任總經理，實施其縮減方針。然而，商務印書館大部分資產和老工人仍留在上海。

張元濟在上海仍擔任董事長。這一時期，上海的公共租界通常被稱作“孤島”。當日本人表面上尊重租界內西方人的權利時，雙方政府均采取可以理解的謹慎態(tài)度，恪守有關的規(guī)定。而租界內存在這些土生土長的出版社卻成了不安與緊張的源泉。

當時唯有不反對日本人的材料方可印刷。商務印書館繼續(xù)出版古籍影印本和傳統(tǒng)文學著作，這些書籍均與當時國際政局無涉。它保持著一種低姿態(tài)。印刷和出版活動給大批留守職工提供了就業(yè)機會。在上海外國租界微妙的政治形勢中，不可能有積極而充滿生機的出版方針。

張元濟已是七十高齡，并已正式退休，但他在商務印書館的正式職務是董事長，要每年召開一次股東會。然而，他對商務的直接關注和崇高威望使他成為在香港的王云五和在滬機構負責人的顧問。這可以由該時期內王云五與張元濟的頻繁通信（每月數次）來證明。

抗戰(zhàn)時期的張元濟

只要戰(zhàn)爭繼續(xù)進行，就不可能有新的、有生機的出版方針。商務印書館的首要原則只能是維持生存。隨著時間的推移，軍事前景變得越來越暗淡。張元濟此時也真正對國民黨的抗戰(zhàn)能力表示懷疑。很明顯，蔣介石采取有步驟的退卻和“焦土抗戰(zhàn)”：國民黨軍隊焚毀和破壞所有它不愿意留給日本人的田地和財產。張元濟最初溫和地支持政府，漸漸地支持的情緒開始低落，對蔣介石的不滿卻增加了。

1937年他給澳門一位友人的信中，訴說留在上海租界中的境遇。他寫道：

……戰(zhàn)事方起，意緒不寧……捧讀新詞，弦外之音，令人增感，風景不殊，山河大異，世事如此，何從說起……《二十四史》于今春影印完畢，了卻一重公案，差可告慰。比來閱報，時有感觸，輒抒所見，撰成小文，茲寄呈數紙，伏乞賜閱，又挽陳伯巖詩數首，并附上……幸勿哂也……

在一首詩中，他贊美陳三立高尚、正直的態(tài)度。蔣介石慣于用厚禮收買有建樹的文人，以影響公眾輿論，卻遭陳三立拒絕。陳三立是中國杰出的詩人之一，在文人圈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張元濟的詩句是：

銜杯一笑卻千金，未許深山俗客臨。

介壽張筵前日事，松門高躅已難尋。

在另一首挽詩中，張元濟贊頌占領陳三立家鄉(xiāng)江西達數年之久的紅軍。張元濟這么早就如此高度評價共產黨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因為現(xiàn)存其他所有材料——無疑都基于王云五的觀點——都認為張元濟直到40年代后期他年事很高時才同情中國共產黨，但這首詩表明早在1937年，他已經十分看重由農民組成、被蔣介石稱為“匪”的共產黨軍隊。這首挽詩以傳統(tǒng)的形式告慰陳三立的亡靈：

頻年烽火隔鄉(xiāng)關，滿地殘花色自殷。

為報返戈同殺敵，應報泉下一升顏。

張元濟在他自己的注釋中寫道：“公籍義寧，久為紅軍所占。自移軍陜北，其余部尚有占據山鄉(xiāng)者，此亦輸誠請纓殺敵。而公已不及見矣?！?/p>

這些詳細的注釋，正好留了一個窗口，使我們可以從中窺見張元濟對蔣介石和對紅軍這兩者的真實思想。

當軍事形勢進一步惡化，蔣介石看來更熱衷于保存自己軍隊的實力，與日本軍略為接觸即行撤退，而不愿意真正抵抗。到了此時，張元濟的憤怒及憂傷表達得更為坦率無忌，他看到中國國運趨于覆亡。軍隊退卻給無辜民眾帶來了不必要的苦難。他再對國民黨政府的領袖才能表示懷疑，憂慮國家多難，未必能逃過大劫，擔心政府軍以“焦土”為名，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卻絲毫不能阻止敵人前進。中國所面臨的危機是緊迫的，也是前所未有的。1938年春，他又寫了幾首詩，答和著名的教育家、文人黃炎培——他以批評國民黨政府而著稱。

第一首詩是：

是何時世太難名，瞎馬盲人夜半行。

入學兒童爭愛國，滿朝暬御盡知兵。

開關相誘寧無獲，焦土能拼恁未成。

看徧流民圖萬幅，欲呼天聽又吞聲。

第二首詩是：

一身輕便我無官，忍說春池事不干。

盡見甘羅詡年少，微聞魏絳立朝端。

臥薪嘗膽猶非晚，爛額焦頭后更難。

遙望桂林好山水，愿君留與策攘安。

從這些詩中，可以看到張元濟確實十分關心中國的政治前景，雖然他早已正式脫離政壇。盡管無力從事任何具體工作，他認為必須格外保持冷靜。他對政府的領導能力表示出明顯不滿，其警句“臥薪嘗膽猶非晚”，看來是對某些國民黨顯要人物奢侈、腐化生活方式的一種含蓄斥責。

在張元濟為中國命運擔憂和對政府的不滿隨著戰(zhàn)爭進展而逐漸萌生之時，他個人的境遇也每況愈下。他歷來十分節(jié)儉，對金錢慎而又慎，甚至有人說他吝嗇。他本人生活非常樸素：長袍看似絲綢，但上半身為馬褂所遮蓋的部分竟為棉織物；長期以來，他拒絕用私人汽車——而用私人汽車是上海成功的企業(yè)家的一種標志；使用舊信封的習慣在當時也是少見的，張元濟還經常在商務印書館信差送來的信件天頭或邊框之外作批注，有時甚至在原信的反面或行間寫字。顯然他認為任何個人生活上的放松都是一種很大的浪費。必須知道，當時的中國文人大多使用精心設計再加印名字或書齋名的特制精美信箋。

然而，一方面他保持自己簡樸、節(jié)儉的風格，另一方面在他認為值得的時候就慷慨捐贈錢物?？赡芩J為最值得花錢的事是教育和圖書館，因此對這些項目就特別大方和熱情。由他提供的資助，使得十多個侄、甥輩能接受國內外更高層次的教育。他同樣慷慨地支持遠親或朋友的子弟，甚至愿意出資幫助一些出身貧寒而素不相識的青年，只要認為他們的作品能顯示出其才能。1926年從商務監(jiān)理職位上退休時，他捐贈“商務印書館職工子女教育基金”五千元，并致函該基金委員會：

常見有貧家子弟資質聰穎，限于生計，不能受高等教育。世間憾事，至為不平。故元濟常以為言，吾終盼吾公司同人……其子有在大學畢業(yè)之一日，……亦聊慰區(qū)區(qū)之私愿也。

這種對私人或團體的慷慨捐贈一直持續(xù)到20世紀30年代后期。這必然使他的積蓄漸趨枯竭。他于1934年為復興東方圖書館的捐款，已在第七章中記述。1926年以后，他不再從商務印書館支取薪金。校編古籍的工作完全是義務的。從此他的收入僅依靠商務的股息。

全面抗戰(zhàn)開始后，由于商務停止分攤股息，張元濟的生活水準進一步下降。通貨膨脹也吞噬著他的積蓄。他給一位關心他的友人的信這樣描述當前的境況：

自戰(zhàn)爭爆發(fā)以來，我不再有任何收入……一月前我登出售去私宅的廣告，但至今無人問津。

這所寬敞和舒適的住宅建于1913年，正是商務印書館發(fā)展最快的時期。它位于公共租界西北端的極司菲爾路。到了1938年年末，他終于打算將住宅出售。

合眾圖書館

張元濟的經濟狀況日益艱難，卻未能終止他搶救和保存善本書籍這一終身天職。外敵再一次入侵和人口的遷徙意味著大量有價值的古籍面臨散佚的危險。江浙一帶——中國古典學者的傳統(tǒng)中心——許多私人藏書樓由于主人逃往內地而很快關閉。他們極有價值的善本藏書，往往經過了幾代人精心訪求、研究和珍藏，此時處于十分危急之中，所遭損失將無可挽回。日本收藏家再次成為唯一擁有金錢和手段的中國古籍收購者。張元濟預見到必須采取措施以使形勢得到緩和。他還預計到隨著時勢日趨艱難，藏書家也將越來越難以保全他們的藏品。于是1939年5月，他同幾位志同道合的友人，在上海創(chuàng)立了合眾圖書館，并鼓勵私人藏書樓的主人將他們的部分或全部收藏捐獻出來。圖書館位于法租界內比較安全的地段，是一幢堅固的三層混凝土大樓。張元濟率先捐贈藏書。多年以來，他悉心收藏家鄉(xiāng)浙江的杰出文人特別是張氏祖先的撰述或刊印的書籍。如第一章所述，張氏家族自明代以來，便享有“書香”之名，而張元濟一直希望搜集祖先的著作并藏之于離張氏祠堂不遠處的藏書樓中，但日本侵略軍摧毀了這座祠堂。此外，他也曾指望將浙江名人的著作集收藏于某個合適的省立圖書館，為對這些書籍有特別興趣的當地人士服務。戰(zhàn)爭再一次使他的夢想破滅。于是，他認為最為適當和現(xiàn)實的辦法是將它們悉數捐贈給上海合眾圖書館。

總計，張元濟捐贈了浙江文人所撰寫或編注的書籍1822卷（476部）；他家鄉(xiāng)海鹽縣學者的著作1115卷（355部）；張氏先人著作856卷（104部）。他所捐贈的書籍分別編入《合眾圖書館書目第一種》，稱為《海鹽張氏涉園藏書目錄》，其中許多是手稿，或古代木版印刷本，皆極為珍貴。

除了善本書以外，合眾圖書館也收藏青銅器和碑拓、書畫、舊期刊、報紙，以及知名人物的書信。創(chuàng)辦人的指導思想是保存所有這些文化資料，以為后來學者研究之用。一切與中國文明相關的文化遺產，一切能反映出中國社會狀況的資料均妥為保藏。因為圖書館僅對持有該館董事介紹信者開放，故讀者大多為各方面的專家、大學教師和學生。

抗戰(zhàn)期間，為了保存并介紹其收藏，合眾圖書館出版了十五種書，大部分為以前未曾出版過的繪畫、書法和美術方面的手稿。圖書館也以書籍原收藏人的名字編輯出版其藏書目錄。

合眾圖書館是在上海老學者和目錄學家共同努力下創(chuàng)建的，在日寇侵占上海期間，它通過匯集各藏家的書籍，保存了大批善本古籍。

太平洋戰(zhàn)爭與商務的厄運，1941年12月—1945年8月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zhàn)爭突然爆發(fā)是對商務印書館一次特別沉重的打擊。它在香港的總部陷落了。香港總部在一段時間以來為非敵占區(qū)各省出版了一定數量的教科書和“戰(zhàn)時讀物”。作為大批商務老職工“避難所”的上海公共租界——“孤島”也同時淪陷。王云五決定將商務的總部遷往重慶——國民黨中央與外界隔絕的戰(zhàn)時首都。因為王云五參加了1938年創(chuàng)建的國民參政會，與蔣介石建立了親密的關系。當商務印書館遭受這次意外的打擊，喪失了香港、上海一切資產之后，蔣介石慷慨地給予王云五三百萬法幣貸款，幫助商務支撐殘局。此時，商務已瀕于破產。

王云五要求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各分館向重慶提供所存書籍的樣書，以便挑選合適者重印。首先，他選定工具書，如《辭源》和其他字典。然后他從《萬有文庫》中選出四百種，輯成《中學生文庫》出版。他以自己的名字出版了十種書。然而，1941年的教科書市場——商務印書館曾經占據過它的最高份額——被一家國民黨新開設的正中書局所壟斷。由于許多遷往重慶的出版社強烈反對，政府才做了一點讓步，成立了一個名叫“七聯(lián)”的組織。該組織包括正中書局、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和另外四家大出版社?！捌呗?lián)”的成員被授予出版教科書之權，并享有紙張及其他印刷原材料定額配給的優(yōu)先權。部分地由于國民黨政府的偏愛，商務才得以生存下來。然而，應該看到王云五此時越來越多地卷入了政治。1943年，蔣介石任命他為經濟建設策進會滇黔辦事處主任，負責控制該兩省的物價。于同一年內，他以參政會代表身份訪問英國、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行程共計四個月。

從王云五頻繁地從事政治活動看來，商務印書館的事務似乎已不需他親自過問了，但更可能的是，那里幾乎沒有什么事需要他去管。他宣稱這是“商務印書館第三度復興”，“財政已漸寬裕，生產能力與自設工廠方面，已數倍于一年前”。 事實上，國民黨政府采用了許多嚴厲的審查法和附則使一切有創(chuàng)見的寫作和真實的報道都無法刊印。1940年以后，一切雜志的封面上如無“核準章”便不得發(fā)行。1942年，即使政府審查機關審查過的書籍也必須重新復審。1944年政府的“出版檢查法和查禁標準” 列舉出十二種不良刊物的主要類型，其下還有52個詳細的查禁項目，包括眾多的名目，諸如鼓動階級斗爭、侮辱領袖、征兵難、入伍者家屬之痛苦，甚至中國的傷亡數字等。審查制度不僅有權刪除不良材料，而且可以扣留原稿，沒收書籍，甚至將作者或出版人移送警方。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極為謹慎地對待一切認為重慶是繁榮文化出版的中心的說法。

日本人與上海商務印書館

太平洋戰(zhàn)爭一爆發(fā)，日本兵就進駐公共租界，關閉了“新書公會”。商務的館舍按軍方命令受到查抄，大門也遭封閉。在查抄中，軍隊的卡車運走了大部分倉庫存書，事后計算約為四百余萬冊。此后，日本軍事當局征用了商務印書館倉庫的50噸鉛字。經過多方奔走求情后，才因為姑念中日文化同源，保留了《二十四史》和《四部叢刊》的鉛版。商務被封達一月之久，而上海其他出版社也遭受同樣厄運。

根據王云五的記載，他曾指示上海分部不要與日本人或汪精衛(wèi)的南京偽政府作任何合作，而董事長張元濟原則上予以同意。然而，1943年商務上海分部加入了一個叫“五聯(lián)”的組織，并承印了汪精衛(wèi)當局制訂的教科書。王云五聲稱上海分部這些活動是他商務經理名譽上的一個污點：

……淪陷期內上海商務印書館竟與數家出版業(yè)合組所謂“五聯(lián)出版公司”，承印偽組織核定之教科書，有協(xié)助敵偽散布毒素之嫌……董事會卻仍留在上海，決定與敵偽同流合污……違反國策……

若人們以冷靜的眼光看待政治形勢，就會發(fā)現(xiàn)重慶商務加入“七聯(lián)”與上海商務加入“五聯(lián)”本質上無甚差異，都是與政治現(xiàn)實妥協(xié)的做法。事實上，大多數出版商認為他們干的是同樣的事情，不論重慶分部為自由中國印刷教科書，還是上海分部為淪陷區(qū)印刷教科書。此外，大多數中國主要出版社并不愿意與敵人合作。但日本軍事當局威脅要通過一個日本人掌管的機構來控制全中國的出版活動，而中國人則以相當機智的拖延戰(zhàn)術設法使這項計劃擱置起來。終于，中國出版社同意成立“五聯(lián)”，它是一間完全由中國人主持的純商業(yè)公司，既沒有日本股份，也沒有日本人直接介入。董事就是五家最大出版社上海分部的經理，他們負責印刷和發(fā)行汪精衛(wèi)偽政府核準的教科書。沒有明顯的證據顯示這些教科書特別親日。無論如何，面對日寇的軍事壓力和數百萬中國學生仍然需要教科書這一事實，“五聯(lián)”的創(chuàng)立還應視為明智的權宜之計。

作為商務印書館的董事長，張元濟十分謹慎，以阻止日本人對商務施加影響。他從未讓商務印書館在汪偽政府下注冊。在漫長的戰(zhàn)爭年代里，他完全停止了股東年會，以免日本資本可能滲入。幾千人的股東年會容易招惹別人的注意，個別的股東也許會為了商業(yè)上的利益而提議與當局合作。因此張元濟的指導原則是維持現(xiàn)狀和保持低調。他謹慎地把握商務的航向，使之遠離可能發(fā)生的麻煩。有趣的是張元濟與汪精衛(wèi)自清末以來就已熟悉。當年輕的汪精衛(wèi)因從事革命而流亡海外時，正是張元濟贈予他各種中國書籍，以備他閱讀和參考。有一個時期，汪精衛(wèi)和蔡元培在歐洲同租一套公寓，此時張元濟致蔡元培的大多數信中，都附言“向精衛(wèi)致意”。從1910年到20世紀40年代，時代已發(fā)生了急劇的變化，但這個年輕人對老學者尚存有一點敬意。在充當南京偽政府頭目時，汪精衛(wèi)曾試圖將其詩集交付商務印書館印刷出版，但張元濟未曾理睬。張元濟還拒絕接見日本的文化特務。據張樹年回憶，1941年年初的一天，有三個日本人來到張宅。遞上印有“大東亞共榮圈”及三人名字的名片。張元濟看了名片后，隨手從桌上取張便條，寫了“兩國交戰(zhàn)，不便接談”八個字，命張樹年遞給來者。事后，張元濟告訴張樹年，這幾人都是隨侵略軍來華的文化特務，專事盜掘古墓、搶掠文物、拉中國文化人下水為日本人效勞等勾當。

戰(zhàn)爭年代，中國的出版業(yè)承受著惡性通貨膨脹和極其嚴厲的審查制度雙重壓迫。根據一份印刷公會的緊急呼吁書，1937年至1945年工業(yè)成本急劇上升，以致中國出版業(yè)面臨立

刻崩潰的危機。紙張成本上漲七倍，印刷工本上漲三十倍，排字工本上漲二十倍，釘書工本上漲三十倍。在成本上漲到極點的同時，出版業(yè)經受著嚴厲的檢查，除了自然科學、應用科學和與時事、政治、經濟、社會無關的學術著作之外，一切書籍、雜志一概不能幸免。這就是出版社集中于印刷政府核定的教科書、字典、補充讀物或古典文學著作的原因。除了通貨膨脹和檢查制度之外，出版業(yè)還受到郵局的刁難。也許是為了阻止印刷品的流通，國民黨政府收取極為昂貴的郵資，郵政局還有廣泛的偵查和沒收書刊的權力。

因為對于掙扎在生死線、應付著火箭式上升的糧油價格的人民來說，書籍絕非他們基本生活之必需品。出版社發(fā)現(xiàn)，隨著政府核定的書籍滯銷，他們已處于破產的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