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寫作機器觀念由來已久，如今已從幻想走向現實，AI 寫作已滲透多領域，人機共生創(chuàng)作生態(tài)即將形成 。從彼埃爾?伽馬拉的《寫作機器》到斯皮爾伯格的《人工智能》便可以看出寫作機器發(fā)展初期的狀況及人們的態(tài)度變化，回顧以機器寫作為主題的諸多作品，考察“潛能文學工場” 對文學生產規(guī)則的革新，不難發(fā)現，社會大眾對科技心態(tài)矛盾，對人工智能和寫作軟件多有遲疑與憂慮，部分人文學者也持負面態(tài)度，其根源在于害怕機器僭越人類思維特權。但人類是自然進化產物，思維不應被神秘化，“機器寫作”只是利用計算機技術讓藝術生產的“反復試驗”更高效，未來寫作機器和網絡時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AI發(fā)展值得期待與探索。

關鍵詞

寫作機器；文學工廠；AI創(chuàng)作

2000年，高齡的英國言情小說女王芭芭拉·卡特蘭（BarbaraCartland1901-2000）去世，陸建德先生為此專門寫過一篇文章《寫作機器停止轉動》。據陸先生介紹，非凡的卡特蘭一生著述723部，在她77歲的那一年（1977）她竟一口氣出版了32部作品。她曾“自嘲地把自己位于倫敦以北、占地200公頃的莊園稱為‘工廠’，那里不僅有最高級的復印設備，還有她的半打秘書。原來卡特蘭喜歡以口授的方式寫作，那些秘書專司記錄之職?！盵1]陸建德先生從文化生產和讀者心理學等視角分析了卡特蘭的多產原因，在文章結尾處，他說：“我們也愿意向生前永不言倦的卡特蘭致意。”陸先生所說的“永不言倦”或許是指自強不息的人類精神，但在我看來，“永不言倦”也是一種可貴的“機器特征”。當然，陸先生所謂的“寫作機器”只是一種比喻，本文要討論的確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機器”，“寫作的機器”。

從實用主義的視角看，“剪刀詩學”原理最成功的應用或許在“寫作機器”的研制以及“文學工場”的機械化生產的開發(fā)方面。就像照相機問世之前人們幾乎難以相信繪畫的寫實功能可以被攝影代替一樣，“剪刀詩學”與寫作軟件的重要意義其實遠遠超出了大多數人的想象。目前，寫作軟件還處在摸索過程之中，從適用和商務視角看，種類軟件還極不成熟。但人文學者關于寫作軟件的某些流行觀點與觀念卻比寫作軟件本身更為幼稚、更為狹隘。如果說我們人類是大自然所有創(chuàng)造中最為杰作的作品，是自然創(chuàng)造的“‘人’機器”，那么，時下流行和即將問世的形形色色的人造寫作“‘機器’人”，則是大自然之“產品的產品”。雖然說“人是機器”的理論已經相當老套了，但人類作為自然進化的必然產物，我們沒有理由把人類思維神秘化。此外，軟件的開發(fā)往往是一大群時代精英通力合作的結果，從一定意義上說，它理所當然應該比一張紙、一支筆的單個人的“手工操作”更富有創(chuàng)造能力。

寫作機器早已不是什么新聞了，如果說上個世紀，有關寫作機器的種種說法大多還只是在談論某種幻想的話，那么，今天的情況則完全反過來了。1999年，《光明日報》刊登了林之的一篇文章：《作家終結者》。作者把時人對軟件寫作的種種猜想變成了日常生活化的細節(jié)，朱清月和歐陽飛這兩個人物更是給筆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朱清月在報社翻看著當天的日報，發(fā)現過去動筆就寫錯別字的老同學歐陽飛居然成了知名作家，她認為這絕對不可能。在朱清月的再三打探下，歐陽飛終于泄露了“白字大王”如何成為“先鋒作家”的全部秘密：?

我花了一個月時間，不包括大半年在?圖書館抄閱各類小說，寫了個軟件，暫起名“作家終結者”，你還記得?“丘比特之劍”嗎？對了，同樣的思路，更先進的算法，CPU?都出了PIII了，運算的速度也跟得上。大致的過程是這樣的，舉個例子，?我寫句“夏日，黃昏，沙灘，遇，少女”，半分鐘電腦就在我的文庫里找到適合的?文字，編排出一段六七百字的段落來，每次都不一樣。[2]?

其實，讓機器代替人來從事艱巨的腦力勞動，這個夢想可謂來由已久，以寫作為例，至遲在斯威夫特的《格列夫游記》中就有過對“寫作機器”的非常具體的描述。盡管上述事例都只是處于一種“虛構與想象”狀態(tài)，但從可能性上講，它們暗含著不容小覷的現實性。

陸建德從傳統文學的意義上將芭芭拉·卡特蘭比作“文學機器”；林之所說的“寫作機器”可以理解為網絡文化背景下的“電腦自動寫作”，但今天的各種智能APP卻賦予“寫作機器”全新的含義。筆者認為，把寫作這種艱苦勞動的最基本的工作交由機器來完成，這既是人類千百年來的一個夢想，也是精神生產日益數字化的必然要求。事實上，早在智能化升級如此神速的計算機已經為電腦機器人的自動化寫作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可能性。特別是“電子克隆時代”的文化消費的迫切需求和精神產品雪暴式的“比特化”，這種時代文化發(fā)展的大趨勢，已為數字化寫作機器的開發(fā)試驗和市場推廣提供了堅定的信心和強大的動力。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有關自動化寫作的理論與實踐，已經成為時代精神“冷風景”中的文化消費“熱時尚”。  

一、古代智慧與AI技術的邏輯相似性探討

1879年，法國作家比利哀·德·利拉丹在小說《未來的夏娃》中首次提出“安德洛伊德”概念——一種擁有類人思維與情感的機械生命體。其頭部裝置被描述為類似現代計算機的運算核心，預示了未來人工智能的雛形。這一階段，藝術創(chuàng)作將機械邏輯與人類意識結合，為AI的哲學與技術框架提供了文學原型。隨著計算機技術初現，科幻作品對AI的描繪愈發(fā)具象。1968年出品的電影《2001年宇宙之旅》精準預言了多項技術：超級并行計算機（對應現代云計算）、自主修復系統（類神經網絡容錯機制）、全球通信網絡（互聯網雛形）及語音識別技術。這些想象直接啟發(fā)了后續(xù)AI研究方向，并推動公眾對機器智能的認知邊界。2000年后，深度學習與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突破，使AI寫作從預言走向現實。早期規(guī)則庫寫作（如詩歌生成程序）逐漸被GPT系列模型取代，AI開始產出連貫文本。2020年代，ChatGPT等工具實現多風格寫作、邏輯推理與交互式創(chuàng)作，部分功能甚至超越早期科幻設定（如即時語言轉換、多模態(tài)內容生成）。我們有理由相信，一個人機共生的創(chuàng)作生態(tài)即將形成。當前，AI寫作已滲透文學、新聞、影視等領域，引發(fā)對原創(chuàng)性、倫理與產業(yè)模式的深度探討。藝術家與工程師的合作日益緊密，人類創(chuàng)造力與機器效率的融合，或將重塑藝術史的書寫邏輯。如同19世紀科幻預言成為今日現實，當下的AI寫作實驗亦在編織未來的文化圖景。

其實，當前炙手可熱的ChatGPT也好，豆包也好，Deepseek也好，這些仿佛“鐵騎突出”的AI工具卻并非天賜神器。自動寫作的理念在人類大腦中醞釀了多少年或許難以查考，但也并非無跡可尋。例如，甲骨文的占卜過程與生成式AI的文本創(chuàng)作存在以下相似邏輯。首先，其輸入與輸出的不確定性映射。甲骨文占卜通過燒灼龜甲獸骨產生的裂紋（輸入）來預測吉兇（輸出），裂紋形態(tài)與占卜結果之間并無絕對因果關聯，而是依賴巫師的模式識別與經驗解讀。生成式AI同樣將用戶輸入的提示（prompt）轉化為文本輸出，其生成過程依賴于對海量語料中統計關聯的捕捉，而非邏輯推理。例如，現代AI工具如ChatGPT通過概率模型“猜”出最可能的文本序列，正如巫師通過裂紋“猜”出神諭。[3]

其次，兩者模式化與創(chuàng)新性的平衡也具有一定相似性。甲骨文占卜雖依賴固定儀式，但裂紋的隨機性使得每次占卜結果具有獨特性；生成式AI在遵循語言模型固有模式的同時，通過溫度參數（temperature）控制輸出的隨機性，實現“可控的創(chuàng)意”。兩者的核心矛盾均在于如何平衡規(guī)則約束與創(chuàng)造性表達。第三，在預測不確定性信息和服務社會功能方面的相似性尤為明顯。甲骨文占卜是商周時期政治決策的重要依據，其本質是通過“權威性文本”指導行動；生成式AI則通過生成符合用戶需求的文本（如新聞、廣告、法律文件），成為現代信息社會的“決策輔助工具”。兩者的社會角色均體現為“知識中介”。

其實，中國傳統文化寶庫中隱含著大量可能寫作機器具有啟示性意義的思想觀念。例如，《周易》八卦推演與語言大模型之間就存在著不少可作類比的因素。譬如說八卦的推演邏輯與當前大語言模型（LLM）的運行機制就存在著深層呼應關系。首先，就符號系統的組合性而言，八卦通過陰陽爻的排列組合生成64卦象，每一卦象對應特定解釋，其本質是符號的有限集合通過遞歸組合生成無限意義。語言大模型同樣基于有限詞匯通過自注意力機制生成無限文本，兩者的核心均在于“符號的排列與重組”。例如，GPT系列模型通過Transformer架構捕捉詞間關聯，類似卦象中爻位的動態(tài)變化決定整體含義。 

八卦與AI寫作之間的概率化推理及其模糊邏輯也甚為相似。八卦推演強調“變易”與“時中”，即根據情境動態(tài)調整解釋，而非嚴格遵循固定規(guī)則；語言大模型則通過概率分布生成文本，其輸出具有語境敏感性。例如，大模型在反事實推理任務中表現出的高準確率（如GPT-4在CRASS基準中達92%），可類比八卦中“卦變”對復雜情境的靈活應對。

此外，八卦解釋機制的開放性與AI寫作的底層邏輯也具有驚人的一致性。八卦的卦辭與爻辭通常以隱喻形式呈現，需結合具體情境解讀；大模型的生成結果也需人工二次解釋與修正。例如，甲骨文研究中提出的擴散模型OBSD通過生成現代漢字圖像反推甲骨文含義，其過程類似《周易》中“觀象玩辭”的思維路徑。

當我們對古代文獻稍加挖掘時就不難發(fā)現，古人有很多想法與“機器寫作”構想不謀而合。譬如說，墨家提出“以類取，以類予”（《墨子·小取》），強調分類與類比推理。這與大語言模型的關聯度預測機制高度契合：模型通過語元（token）的統計關聯（“類”）生成文本，并在微調中引入因果推理（“故”）以提升邏輯性。又如，《莊子·養(yǎng)生主》中庖丁“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的技藝，隱喻對復雜系統的分解與重組能力。AI寫作中的LSTM和Transformer架構同樣通過門控機制（如遺忘門、自注意力）實現文本的模塊化處理，捕捉長期依賴關系。有研究者指出，禪宗強調“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主張突破邏輯束縛直達本質。生成式AI的“思維鏈提示”（Chain-of-Thought Prompting）通過引導模型分步推理，模擬人類頓悟式思維躍遷，如在數學題中通過“讓我們一步步思考”顯著提升性能。

古代智慧與AI技術的核心共性在于，“通過有限規(guī)則生成無限可能性，并在解釋中融入人類經驗?！蔽磥鞟I寫作的發(fā)展或可進一步借鑒古代文獻中的“變通”思想，例如結合因果推理增強邏輯性（如因果大語言模型研究），或通過多模態(tài)融合實現更貼近人類直覺的創(chuàng)作（如甲骨文破譯中的圖像-文本跨模態(tài)生成）。這一跨時空的對話，既是對技術本質的反思，亦是對文化傳統的再激活。

當然，真正的機器創(chuàng)作直到20世紀80年代計算機興起之后才真正進入尋常百姓的視野 ：“首先，計算機能分析現存的技術或‘規(guī)則’，并證明新的技術或規(guī)則的潛力，從而幫助藝術家理解藝術創(chuàng)作過程。其次，計算機可被普通人用來表達他們自己的創(chuàng)造力，即使這種創(chuàng)作力是業(yè)余的或不那么復雜的。也就是說，個人計算機對人們別有一種好處：它們可以用來把一個人雖然不那么復雜的創(chuàng)作思想變成鉛筆畫，油畫，音樂，小故事，等等，使人們從中得到極大的樂趣。人們輸入其想法，計算機就把它翻譯成實際的作品。”[4]機器把人們“輸入”的想法通過機器“翻譯”而“輸出”為作品，這正是今天的生成式AI大顯身手的領域。

1998年，美國人研制的“布魯圖斯一號”文學軟件的問世，曾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事件。在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只要在互聯網上輸入“電腦自動寫作”之類的字樣，用隨便什么搜索引擎稍作檢索，轉眼之間，就可以獲得數百萬條相關信息。在網上關于電腦自動寫作的海量信息中，筆者選擇了涉及“寫作機器”和“人工智能”問題的一篇小說和一部電影作為考察對象，借以探索更好地理解網絡媒介與文學生產關系的方法及途徑。經驗告訴我們，從具體的文藝實踐中歸納出來的理論和觀念要比從純粹的概念和推理演繹出來的玄學講章鮮活得多、可靠得多。

二、彼埃爾·伽馬拉的《寫作機器》與斯皮爾伯格的《人工智能》

彼埃爾·伽馬拉的《寫作機器》與林之所謂的“作家終結者”極為相似。簡單地說，《寫作機器》其實也是一篇亦真亦幻的微型小說，雖然它像《作家終結者》一樣明顯帶有概念化的痕跡，但小說所體現出的對智能機器滲入人類精神活動的好奇和疑惑，至少在社會文化心態(tài)的層面具有比較普遍的代表性。作者對寫作機器的基本態(tài)度頗值得玩味：傳統而不保守，警惕而不挑剔。小說的主人公名叫奧涅爾，是一位因發(fā)明“新式烤爐”而名聲鵲起的科學家，但他最得意的發(fā)明卻是一種“能寫出名家杰作的機器”：指令一下便能一揮而就，只需25分鐘就能得到一部具有大仲馬風格的長篇小說，10秒種就能寫出模擬拉封丹的十四行詩，讓人“簡直無法想象這種人間奇跡”。按奧涅爾的說法，“這全靠了神奇的電子技術。在這匣子的右邊有排鍵鈕。每個鍵鈕都對應一種體裁：比如長篇小說、史詩、詩歌、劇本、論文等等，而左邊有個麥克風。你只需要按下鍵鈕，對準麥克風報出作家姓名，比如司湯達啦，雨果啦，莫泊桑啦……想到誰就報誰，然后你就等著作品從機器另一端出來好了，你所需做的一切就是給它供應紙張……”[5]

奧涅爾的機器仿造品全都“惟妙惟肖，卓越無比”，但結局并不像他的朋友說的，所有的文學獎都將被他“大包大攬了”。實際上，他只“收獲”了各家出版社如出一轍的退稿信，因為它們太像巴爾扎克、福樓拜或莫泊桑的作品了。當他決計拒絕大師的影響，在按下“長篇小說”鍵盤并喊了自己的名號時，它期望的小說居然是一篇《關于用新式烤爐煎烤牛排或羊排的心得體會》的技術論文！

彼埃爾·伽馬拉的《寫作機器》并未像他筆下的主人公預期的那樣創(chuàng)造奇跡，機器最終仍然不過是傳統意義上的機器。也就是說，計算機至今還沒能找回機械復制時代業(yè)已失落的那種“靈光”。寫作機器的“產品”因為與巴爾扎克、司湯達、雨果、莫泊桑等文學巨擘的作品太過相似而沒有得到專業(yè)人士的認可。在自動寫作的起步階段，這樣的例子是頗有代表性的?！皩懽鳈C器”最終沒能寫出像真正的作家那樣“成熟”的作品，不過，作為正在迅猛崛起的“機器人家族”中的“作家”，寫作機器還只不過像一個呱呱墜地不久的孩子，筆者相信，總有一天它會成熟起來的。

好萊塢著名導演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攝制的《人工智能》（AI）也講述了一個“尚未成熟”的機器人的故事。這部電影的光盤制品的包裝相當精美，相關廣告文字宣稱，這是一個自然資源有限，科學技術飛速發(fā)展的時代。你可以對你的住所進行監(jiān)控，對自己的飲食進行精心制作，而為你服務的可能根本就不是人類本身，而是一個機器人。誠然，園藝、家務、友誼……機器人可以滿足你除了愛以外人類的每一個需求。因為，科學家還無法真正賦予機器人以情感。但是，隨著人類社會機械化、網絡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情感資源”則呈現出相應的負增長態(tài)勢，例如失去孩子父母，失去父母的孤兒，空巢老人，失戀者……這個群體所忍受的情感巨創(chuàng)無疑是迫切需要得到救助與補償的。這就是電影故事的基本文化背景。

賽博電子制造公司（Cybertronics Manufacturing）制造出了一個具有感情的機器人——大衛(wèi)。作為第一個被輸入情感程序的機器男孩，大衛(wèi)是這個公司的員工和他的妻子的一個試驗品，他們夫妻倆收養(yǎng)了大衛(wèi)。而他們自己的孩子卻最終因病被冷凍起來，以期待有朝一日，有一種能治療這種病的方法會出現。盡管大衛(wèi)逐漸成了他們的孩子，擁有了所有的愛，成為了家庭的一員。但是，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件的發(fā)生，使得大衛(wèi)的生活無法進行下去。人類與機器最終都無法接受他，大衛(wèi)只有唯一的一個伙伴機器泰迪——他的超級玩具泰迪熊，也是他的保護者。大衛(wèi)開始踏上了旅程，去尋找真正屬于自己的地方。他發(fā)現在那個世界中，機器人和機器之間的差距是那么的巨大，又是那么的脆弱。他要找尋自我、探索人性，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人。[6]

和彼埃爾·伽馬拉的《寫作機器》一樣，斯皮爾伯格編導的AI也是以人工智能之夢的破滅而告終，且在故事謝幕的時也同樣保留著希望的燈火。在一種“有需要”就意味著“有可能”的理念支配下，勇于探索未來人們對“寫作機器”和智能化“文學工場”的研發(fā)、改造和革新的熱情，非但沒有因為暫時的失敗而低落，反倒日漸高漲起來。大眾和部分人文知識分子對“寫作機器”的態(tài)度可以說只是一種習慣性的漠不關心或近乎本能的懷疑。寫作機器？機器寫作？無聊！荒謬！笑話……

誠然，寫作機器的具體的發(fā)展狀況究竟會怎樣，網絡時代文學生產的未來究竟會描繪出什么樣的審美的或非審美的畫卷，“未來會如何”人們很難確切地知道。但是，這并不能妨礙人們對未來的追問和探索。美國學者邁克爾·德圖佐斯就寫過一本《未來會如何》，其中許多精彩的想法都能給人以深刻的啟示。例如，他說：“一個心理學家看到了一個計算機和人將和諧地相互作用的新時代。這個思想是革命性的，但在許多人看來是荒謬的。我還清楚地記得，利克利德是在1964年一次宴會后的演說中告訴我們這些思想的。尊敬的科學家們骨碌碌地轉動著眼珠，悄悄地用力做著否定的手勢。這，是一種一貫的反應。也是我們面臨新發(fā)展時人人都有的一種經驗：任何重大革新在剛出現時幾乎都不受歡迎。然而過不多久，如哲學家阿圖爾·叔本華所說，人人眾口一詞說，‘這一向是個顯然很重要的思想。’”[7]等到將來某一天，相對成熟的寫作機器把我們從“雕章琢句”、“身心互仇”的苦役中徹底解放出來的時，我們是否會像叔本華所嘲笑的那樣眾口一詞地說，寫作機器一向就是人類一個美麗的夢想？機器寫作，“這一向是個顯然很重要的思想”。

根據溫哥華美術館2002年春舉辦的展覽“離奇：電子人文化實驗”的介紹，早在19世紀，亞魁特·德洛茲公司倫敦分部主管梅拉德特就制作出了一部自動寫作機器。據介紹，機器作家、藝術家為描寫對象的藝術作品在20世紀中葉已經大量出現。1950年11月25日，美國作家馮內果發(fā)表標題為EPICAC的小說，描寫同名超級計算機幫助一位男士寫愛情詩，以打動所鐘情的電腦程序員的芳心。1951年，美國作家科恩布魯斯在小說《用這些手》中設想計算機能夠被編程以創(chuàng)作視覺藝術。1956年，美國作家西爾弗伯格在小說《電路》中想象計算機可用于譜寫音樂。此外，美國作家西馬克的《視覺如此明亮》（1956)、費蘭的《某物發(fā)明了我》（1960)、萊柏的《銀腦》(1961)、科溫的《美文》(1970)；英國作家巴拉德的《5號工作室，星群》（1961)、斯拉德克的《馬勒-佛克爾效果》（1971)，法國文學社會學家埃斯卡皮的《小說計算機》（1966）等等都是以機器寫作為主題或主要情節(jié)的作品。有人將機器作家看成奴役人類作家的威脅。在萊柏的《銀腦》中，人類利用機器人生產小說，創(chuàng)造性寫作的任務已經改由機器“詞語作坊”(word-mills)承擔。人類作家所做的事情，只是在機器從事寫作時坐于其旁，然后在作品出版時露臉。有些作家不甘心這樣的境地，試圖毀壞“詞語作坊”而重新承擔其歷史角色?？墒?，他們已經無法理解創(chuàng)作的奧秘了。盡管對于機器作家、藝術家所可能帶來的社會影響存在種種疑慮，對利用“概率論+程序”所產生的作品的價值也存在種種非議，生成藝術卻仍然在生成，并呈現出日趨成熟的氣象。[8] 

三、“潛能文學工場”對AI創(chuàng)作的啟示

在《一屏萬卷》一書中，筆者曾提到法國的 “潛能文學工場”。這個“文學工場”成立于1960年，其前身是一個“實驗文學研究會”。據介紹，它是一個由作家、邏輯學家與數學家組成的群體，領頭的是詩人格諾和數學家利奧奈斯。他們將自己定義為建造了迷宮又試圖從中逃脫的貓，首要目標是系統地、正式地革新文學生產與改編的種種規(guī)則。這個群體的成員相信，所有的文學都受制于一定的規(guī)則，不論它是十四行詩、小說或其他什么東西。他們試圖通過創(chuàng)造新的規(guī)則來創(chuàng)造新的文學形式。1961年，格諾生產出了《百萬億詩》（One Hundred Trillion Poems)。這一作品由10首十四行詩組成，每首十四行詩印在一張紙上，每張紙切成14條(每行詩一條)。讀者隨機地將這些紙條加以組合，便可以創(chuàng)造出新的十四行詩來。所能產生的詩歌的數量是1014。這與馬克·薩波塔“撲克牌小說”的小說原理完全一致，事實上，這也正是查拉“剪貼詩學”[9]的具體應用。

《百萬億詩》讓讀者參與創(chuàng)作，這種互動性為網絡文學提供了借鑒。網絡文學發(fā)展出了多種互動形式，如一些網絡小說網站推出的讀者投票決定劇情走向、角色命運等活動，還有一些作品根據讀者的評論和反饋進行情節(jié)調整，增強了讀者與作者之間的互動，使讀者成為作品創(chuàng)作的一部分。此外，“潛能文學工場” 的作品《百萬億詩》和 “撲克牌小說” 等在形式上的創(chuàng)新，為網絡文學形式的多元化發(fā)展提供了范例。網絡文學中出現了如接龍小說、直播體小說、彈幕小說等新形式，接龍小說由多位作者或讀者接力創(chuàng)作，直播體小說以直播的形式推進故事發(fā)展，彈幕小說則將讀者的彈幕融入到故事中，這些都體現了對文學形式創(chuàng)新的探索。

事實證明，隨機組合創(chuàng)造新作品給讀者帶來了開放性的閱讀體驗，這也正是網絡文學的重要特征之一。眾多多線程敘事的網絡小說，讀者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選擇不同的情節(jié)線索閱讀，獲得不同的閱讀感受，像《命運石之門》的游戲及改編小說就有多種劇情線路，讀者的選擇會影響故事的結局。受 “潛能文學工場” 這類觀念的影響，網絡文學更加尊重讀者的自主性，讀者不再是被動的接受者，而是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和想象參與到作品的解讀和再創(chuàng)作中。讀者可以在網絡平臺上發(fā)表自己對作品的理解、續(xù)寫故事、創(chuàng)作同人作品等，形成了豐富的網絡文學二次創(chuàng)作生態(tài)，如《魔道祖師》等作品就有大量的同人小說、漫畫、動畫等衍生作品，極大地豐富了讀者的閱讀體驗和參與感。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大眾對待科學技術的心態(tài)曖昧多變而又矛盾重重。對尚未出現的奇特創(chuàng)意人們常常拭目以待，對已成現實的科學奇跡卻往往視而不見。網絡文學如此，新興AI文學也是如此。令人困惑的是，當下日益強大的科技意識形態(tài)，常常以一種反科學和非理性的亞文化現象形公諸于世的。例如，人們對科技無所不能的盲從和依賴已接近于一種宗教式的虔敬與崇信。在大眾文化語境中，科學幾乎成了真理和上帝的代名詞。但是，對人工智能和寫作軟件這一類代表著時代高科技發(fā)展新水平的新事物，大多數人甚至包括一向惟恐天下不熱鬧的大眾媒介也煞有介事地表示憂慮和反感。甚至有個別媒體文章對機器寫作百般調侃嘲諷，可謂是極盡挖苦謾罵之能事。部分人文學者，說到某某用軟件寫作或借助于軟件搞翻譯時的口氣，儼然是在揭發(fā)他人抄襲或弄虛作假。在一個思想如此開放，科技如此昌明的網絡時代，人們竟然害怕承認自己精神勞動借用了人工智能機器的幫助，這真是咄咄怪事。

牛津大學頗負盛名的羅斯·玻勒教學講席教授羅杰·彭羅斯說：“機器能使我們實現我們過去在體力上從未可能的事，真是令人喜悅：它們可以輕易地把我們舉上天空，在幾個鐘頭內把我們放到大洋的彼岸。這些成就毫不傷害我們的自尊心。但是能夠進行思維，那是人類的特權。正是思維的能力，使我們超越了我們體力上的限制，并因此使我們比同伙生物取得更加驕傲的成就。如果機器有朝一日會在我們自以為優(yōu)越的那種重要品質上超過我們，那時我們是否要向自己的創(chuàng)造物雙手奉出那唯一的特權呢?”[10]看來，害怕機器奴隸僭越主人的“特權”的憂慮是一種普遍現象。

許多人相信這樣一個基本的道理：人之所以為人，主要是因為人擁有“思維天賦”。帕斯卡說過，人是一顆蘆草，但是，他是一顆“會思想的蘆草”。恩格斯有一個更富有詩意的比喻——人的思維是“地球上最美的花朵”。在地球漫長的進化史上，人類思維的“花朵”也許還是十分稚嫩和嬌弱的，但正是思維能力的逐步發(fā)展，才使人類由脆弱的“蘆草”變成了莎士比亞所說的“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今天，君臨萬物的人類居然要小心翼翼地提防機器的“犯上作亂”，這難道是人類長期“冒犯”大自然所必然要遭受的報復？

盡管機器的力量和靈巧性常常讓人驚嘆不已和自愧不如，但人作為機器的創(chuàng)造者一直心安理得地把機器所有值得夸耀的品性都看成是“人的延伸”。這就如同某種宗教教義所宣揚的一切榮耀都應歸于“神”一樣，機器的榮耀似乎也理所當然要歸于人。從一定意義上說，大自然是人的“上帝”，人則是機器的“上帝”。如果這個類比還有點合理性的話，那么，當人宣布“上帝死了”以后，機器是否也將學著人的樣子宣布“人死了”？許多人文工作者已經警覺地注意到，數字化技術在越來越多的領域褫奪了人的主體意識或人的主觀能動性，例如，有學者警告說，當下網絡上流行的形形色色的“傻瓜作文”軟件，正在把“90后”的一代新人變成真正的“作文傻瓜”。

人雖為“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但歸根結底，人類畢竟也是自然界的產物。而“自然界既沒有理智的計劃也不提供有意識的設計，它采取的是最糟糕的反復試驗的下策：試試這個再試試那個，且看結果如何。多數情況下結果并不理想，大多數進化物種都難逃很快滅絕的命運就是明顯的例子?！盵11]這樣看來，大自然的“創(chuàng)作原則”其實與前文所說的計算機軟件寫作的原理如出一轍：窮盡事物聯系與發(fā)展的所有可能性，然后擇優(yōu)組合?！盎幕挠驮?，寥寥長風”，不輸詩文化境；“碧桃滿樹，風日水濱”，尤勝妙手丹青。即便人類最優(yōu)秀的藝術家，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杰作面前，都會油然生出一種歸心低首的敬畏。即便我們人類真是大自然所有杰作中最為出類拔萃的杰作，說到底，人仍然不過是大自然創(chuàng)造的“人機”而已。而當下流行和即將問世的形形色色的人造寫作“‘機器’人”，則是大自然之“產品的產品”。誰都知道，“人是一架會自己發(fā)動自己的機器”[12]的說法已經相當老套了。人類作為自然進化的必然產物，我們根本就沒有理由把人類思維神秘化。

只要對科技發(fā)明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歷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試試這個再試試那個，且看結果如何”這種看似“最糟糕的反復試驗的下策”，實際上是人類許多偉大的科技發(fā)明和了不起的文藝杰作所共同使用的基本方法。想想愛迪生發(fā)明電燈的千萬次試驗，想想托爾斯泰創(chuàng)作《復活》時對開篇手稿的數十次修改，想想海明威對《老人與?！返?00次審讀，想想曹雪芹對《紅樓夢》的批閱十年和增刪五次……正是如此不畏繁難的“反復試驗”，成就了科學家和文學家的偉大發(fā)明和不朽創(chuàng)作。相比之下，當下以AI為代表的“機器寫作”，就其本質而言，也不過是利用了人工智能技術，使這種“反復試驗”的范圍更廣、速度更快、效率更高，如此而已。 

注釋

[1]陸建德.寫作機器停止轉動[N].環(huán)球時報，2000-06-02(12).

[2]林之.作家終結者[N].光明日報,1999-05-26.

[3]佘崢.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AI能讀懂嗎[N].廈門日報,2024-12-11.

[4]南希·斯頓,羅伯特·斯頓.計算機走向社會[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400.

[5]Gamarra P. La machine à écrire: Nous ne savons pas de quoi hier sera fait[J]. Europe, 2000, 78(859): 275.

[6] Gamarra P. La machine à écrire: Nous ne savons pas de quoi hier sera fait[J]. Europe, 2000, 78(859): 275.

[7] 邁克爾?德圖佐斯.未來會如何[M].周昌忠，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41.

[8] 黃鳴奮.數碼藝術學[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430.

[9] 參見陳定家.超文本的崛起與網絡時代的文學[J].中國社會科學,2007,(03):161-175.

[10] 羅杰?彭羅斯.皇帝新腦：有關電腦、人腦及其物理定律[M].許明賢,吳忠朝,譯.長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5：1-2.

[11]埃德?里吉斯.科學也瘋狂[M].張明德,劉青青，譯.北京：中國對外出版公司，1994：141.

[12]拉?梅特里.人是機器[M].顧壽觀，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5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