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今天的人們，特別是年紀較輕的人，已經很難想象寫信對古代人的生活有多么重要?，F(xiàn)代交通和通訊技術的進步，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的生活和交流方式。相距萬里可以朝發(fā)夕至，通過電報、電話、電子郵件、短信、微信等傳遞信息，天涯海角只在一瞬間。而古人如果居處相距遙遠，往往只能望路興嘆；旅行只能靠雙腳和車船騾馬，相別動輒經年累月，傳遞信息的唯一渠道就是寫信。無論是軍政公文，還是親書友札，都決定著人們的命運，寄托著希望和憂愁，牽動著歡樂和痛苦，因此留下了“魚雁傳書”“織錦回文”“家書抵萬金”等種種典故。打開一件件塵封的古人書信，不啻展開了一幅幅色彩斑斕的古代生活畫卷，奏響起一支支幽咽婉轉的動人心曲。

一、古代尺牘的文體流變

早在上古時期，當人們需要將有關信息告知遠在他方的人，而又具備了書寫工具（包括文字、刀筆、寫字的板片材料等）的時候，最初的書信應該就誕生了。清代學者姚鼐認為，最早的書信，是《尚書·君奭》中記錄的周公旦告召公奭的一段話（見姚鼐纂《古文辭類纂》，岳麓書社1988年版，“序”第2頁）。這只是就現(xiàn)存文獻而言，實際上書信起源應該更早。

但當時人們交往有限，書寫條件也有限，交流往往通過直接見面交談進行，書信還不普及。因此著名文學理論家劉勰認為，書信這種文體真正發(fā)達，是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叭ㄏ纳讨埽┱?，文翰頗疏。春秋聘繁，書介彌盛”；“及七國獻書，詭麗輻輳”（《文心雕龍·書記第二十五》，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77頁）。這一時期，無論是諸侯國之間，還是貴族士大夫個人之間，交往更加頻繁，書信遂被大量使用。劉勰列舉《左傳》中所載春秋年間秦國繞朝贈晉國士會以策、鄭國子家致書晉國趙宣子、楚國巫臣奔晉后致書楚國重臣子重和子反、鄭國子產致書晉國執(zhí)政范宣子等，認為“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同上），可視為書信的典范。至秦漢之際，書信更加普及，劉勰形容為“漢來筆札，辭氣紛紜”（同上）。李斯《諫逐客書》、鄒陽《諫吳王書》、鄒陽《獄中上梁王書》、枚乘《說吳王書》、司馬遷《報任安書》、楊惲《報孫會宗書》、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等，就是其中出類拔萃的名篇。《后漢書》的《班固傳》《蔡邕傳》《孔融傳》等，在記錄傳主身后留存于世的各種體裁的作品時，都列了“書”這一類，可見當時人已將書信視為一種重要文體。

但在秦漢之際，“書”這種文體的特征還比較模糊，內涵還比較籠統(tǒng)。人們幾乎把所有由一個人寫給另外的人的文章都稱為“書”，并將“記”與“書”連稱為“書記”。所謂“書記”文體的內涵相當龐雜。劉勰說：“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札雜名，古今多品?！保ㄍ?，第278頁）他把“譜籍簿錄、方術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關刺解牒、狀列辭諺”等，也都歸入“書記”一類，認為是“書記所總”，說它們“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立體，貴乎精要”（同上，第281頁）。

從兩漢到魏晉南北朝，隨著文學的發(fā)展，各種文體進一步分化獨立，“書”體文也經歷了兩次重要的分化。一是士大夫與帝王之間的往來文章，和官府之間的往來書札，原來也都稱為“書”。秦漢以后，為了加強君王的權威，立起了規(guī)矩，帝王寫給臣民的文章，被稱為“命、諭告、璽書、批答、詔、敕、冊、制誥”等；士大夫寫給皇帝的文章被稱為“表奏”，它們就都從“書”中分化出去了。到了東漢時期，官府之間的往來書札，也有了單獨的名稱，被稱為“奏記”“奉箋”，也從“書”中分化出去了。劉勰云：“戰(zhàn)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迄至后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奉箋”。（同上，第278頁）明代吳訥《文章辨體序說》亦稱：“昔臣僚敷奏，朋舊往復，皆總曰書。近世臣僚上言，名為表奏；惟朋舊之間，則曰書而已?！保ㄒ妳窃G、徐師曾《文章辨體序說 文體明辨序說》，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頁）梁蕭統(tǒng)編《文選》，就已將“詔、冊”（卷三十五）、“令、教、策”（卷三十六）、“表”（卷三十七、三十八）、“上書”（卷三十九）、“彈事、箋、奏記”（卷四十）與“書”（卷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分開了?？傮w而言，經過這一分化，屬于公文的“書”，即所謂“公牘”，就基本上從“書”中獨立出去了，“書”主要用來指相對個人化的書信。

但剩下來的“書”體文內容仍然非常復雜，可以論政，可以論學，也可以用于應酬，用于親人、朋友之間相互問候，彼此之間差異仍然較大。兩漢以后，隨著紙張的發(fā)明使用，書寫更為便利，親人、朋友之間的日常聯(lián)系越來越多地運用書信。這類書信一般篇幅短小，內容日常生活化，語言活潑輕松，與此前的公牘性書信，以及比較鄭重、正式的論政、論學書信不同，成為書信的一個很重要的門類，后人稱之為帖、短箋等，有些近似于現(xiàn)在的便條、字條。（參見錢鍾書《管錐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三冊，第1108頁）著名書法家王羲之等就留下了大量這類帖、短箋。至此，在相對個人化的書信內部，比較鄭重、正式的論政、論學類書信，與比較日常生活化的書信也相對區(qū)分開來了，后者就是后來人們所稱的狹義的“尺牘”的前身。

“尺牘”之稱，起于漢朝。當時朝廷的詔書都寫在一尺一寸長的竹木板上，所以稱“尺牘”或“尺一牘”，是包括朝廷詔書在內的所有書信的通稱。當公文性的“書”被改稱為“詔”“敕”“制”和“奏”“疏”“表”等而獨立出去，個人化的“書”內部又發(fā)生分化之后，“尺牘”遂被專門用來指比較日常生活化的書信。它就由所有書信的通稱，變成比較日常生活化書信的專稱。人們用絲帛、紙張寫信，也比照“尺牘”的說法，稱“尺素”“尺縑”“尺錦”“尺紙”等。既然各種載體的書信都以“尺”稱，所以書信又被稱為“尺書”“尺翰”。

從魏晉南北朝到唐宋，人們越來越多地寫這種帖、短箋，即“尺牘”，但它們還不受重視。人們重視的還是那種比較鄭重、正式的論政、論學“書”，認為這種“書”才比較有價值。王羲之的眾多帖、短箋之所以能流傳下來，是因為他的書法為世人所重，這些書信是因書法而傳。當時其他人應該也寫了不少類似的東西，它們就沒有這樣幸運了。劉勰《文心雕龍·書記卷二十五》已兩次提到“尺牘”（“禰衡代書，親疏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然才冠鴻筆，多 疏尺牘”（同前引，第277頁），語氣中顯然對“尺牘”頗為輕視。唐宋間文人自編文集，或他人代編文集，如白居易《白氏文集》、歐陽修《居士集》、蘇軾《東坡集》《東坡后集》等，都列有“書”類，但只收比較鄭重、正式的“書”。

直到南宋年間，人們的觀念才開始發(fā)生變化。據(jù)信編纂于南宋的《東坡外集》中，除有“書”二卷外，還有“小簡”（即“尺牘”）十九卷。周必大等人所編《歐陽文忠公集》收“書簡”十卷。這種將“書”與“尺牘”分開收錄的編纂方式，此后被繼承下來。如明代所編《東坡續(xù)集》十二卷中，除“書”一卷外，還有“書簡”四卷。同樣編于明代的《三蘇全集·東坡集》八十四卷中，除“書”二卷外，還有“尺牘”十二卷。這些“尺牘”都是原來被遺落的，這時才被搜集匯錄在一起。這固然是因為歐陽修、蘇軾人品高尚、文采出眾，尺縑片楮，后世人皆樂于收集而寶藏之，亦因“尺牘”這種文體的價值終于得到認可。人們對“尺牘”的文體特征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因而將它與比較鄭重、正式的論政、論學書信分別開來。狹義的“尺牘”作為一種文體，遂正式登上文壇。（見（ 日 ）淺見洋二《文本的“公”與“私”——蘇軾尺牘與文集編纂》，《文學遺產》2019年第5期）自此以后，比較鄭重、正式的論政、論學“書”，一般被視為“古文”之一體；而比較日常生活化、篇幅短小、文風活潑的“尺牘”，則被歸于“小品文”的范疇。

當然，無論是公文性書信與個人化書信之間，還是個人化書信中比較鄭重、正式的論政、論學書信與比較日常生活化的“尺牘”之間，界限都不是絕對的。兩漢以后，臣僚給皇帝的奏疏，也還有叫“書”的，如王安石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有些比較日常生活化的書信，如曹植《與楊德祖書》、陶淵明《與子儼等疏》，內容也未嘗不重要。但總體上說，這幾類書信之間的分野是清楚的。

及至明清時期，隨著社會生活和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人們的文學觀念總體上越來越世俗化，即越來越注重反映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文體，尺牘遂越來越受青睞。人們在編選文集時，往往將“尺牘”與“書”等量齊觀，將之統(tǒng)一編入“書”中，甚至將“尺牘”單行。如明代文學家陸深的文集中，“書”類就兼收比較鄭重、正式的論政、論學“書”，和包括家書在內的“尺牘”。后來因為他的“尺牘”很受歡迎，人們又將他的“尺牘”另編為《儼山尺牘》行世。晚明其他著名文人如屠隆、湯顯祖、馮夢禎、王思任等，均有尺牘單獨刊行。晚明至清初，更出現(xiàn)了選編出版歷代名人尺牘總集的風潮，現(xiàn)在可以考知的不下兩百種，其中影響較大的有楊慎《赤牘清裁》、王世貞《尺牘清裁》、屠隆《國朝七名公尺牘》、凌迪知《國朝名公翰藻》、李漁《尺牘初征》、周亮工《尺牘新鈔》等。

二、古代尺牘的當代價值

尺牘歷來是比較受歡迎的讀物，堪稱讀者的寵兒，用魯迅先生的話來說：“日記或書信，是向來有些讀者的。”（魯迅《孔另境編〈當代文人尺牘鈔〉序》，見《魯迅全集》（六）《且介亭雜文二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版，第330頁）人們?yōu)槭裁磳Τ郀└信d趣？ 古代尺牘對當代人還有何價值？ 我想它至少具有如下四個方面的意義：

一是可以幫助我們更準確深入地認識歷史的真相。中國素來有重視歷史的傳統(tǒng)，記載古代歷史的文獻可謂汗牛充棟。但大部分正經正史記錄的都是重大歷史事件，描寫的都是風云人物在朝堂、疆場上的壯舉，屬于宏大敘事，較少觸及這些人物的日常生活圖景，包括他們與家人、親友、同僚等之間盤根錯節(jié)的微妙關系，以及他們復雜幽微的內心活動。而他們所寫的書信，則與各種筆記、野史等一起，展現(xiàn)了歷史的另外一面。如果說正經正史反映的是這些人物帶著面具的表演，那么書信等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們摘下面具后的真相。如果說前者展現(xiàn)的是臺前的景象，那么后者則揭示了幕后的種種細節(jié)?？礆v史，既要把握大局，也要深入細節(jié)；既要看到正面，也要看到反面。只有將這些不同的面相拼接在一起，才庶幾接近歷史的真面目。如我們可以稱明代著名文學家湯顯祖秉性剛正，不畏權貴，從遂昌知縣任上自行辭職歸家。但看到他當時與好友劉應秋等人的往來信函，就知道當時朝中人際關系多么復雜，湯顯祖為爭取出路曾做了多么不懈的努力。從曾國藩寫給其弟曾國荃等人的書信中，我們可以得知湘軍內部、湘軍與淮軍之間、湘軍淮軍與清廷之間，是如何矛盾重重。而從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寫給英國傳教士艾約瑟、楊篤信的書信中，我們又可以看到打著基督教旗號的太平天國與清朝、西方勢力三者之間的微妙關系。從書信中獲取的這些零碎而生動的細節(jié)，可以大大豐富我們對歷史真相的認知，讓我們對歷史的印象由粗線條的輪廓變?yōu)轷r活的圖景。

二是可以讓我們感受古人的心靈世界，讓我們加深對人性、人生、人世的理解。歷史的車輪不停轉動，社會生活嬗變不息，人們的思想觀念也在不斷變化，但人總還是具有靈性的血肉之軀，總還是要經歷生老病死，難免種種喜怒哀樂、愛恨情仇。人類心靈深處的這些東西，千百年來變化其實非常有限。我們閱讀古代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可以感受到古人的憂樂，與他們展開心靈的對話。他們的面容神情清晰真切地浮現(xiàn)在我們眼前，讓我們真覺得古今人相去不遠。相對來說，在各種文體里，書信和日記是較能真實反映人們的內心世界的。周作人曾指出：

日記與尺牘是文學中特別有趣味的東西，因為比別的文章更鮮明的表出作者的個性。詩文小說戲曲都是做給第三者看的，所以藝術雖然更加精煉，也就多有一點做作的痕跡。信札只是寫給第二個人，日記則給自己看的（寫了 日記預備將來石印出書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實更天然的了。（周作人《日記與尺牘》，見《雨天的書》，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11頁）

有趣的是，魯迅先生也討論了書信與其他文體之不同：

寫信固然比較的隨便，然而做作慣了的，仍不免帶些慣性，別人以為他這回是赤條條的上場了罷，他其實還是穿著肉色緊身小衫褲，甚至于用 了平常決不應用的奶罩。話雖如此，比起峨冠博帶的時候來，這一回可究竟較近于真實。所以從作家的日記或尺牘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見，也就是他 自 己的簡潔的注釋。不過也不能十分當真。有些作者，是連賬簿也用心機的，叔本華記賬就用梵文，不愿意別人明白。（魯迅《孔另境編〈當代文人尺牘鈔〉序》，同前引，第330—331頁）

相比較而言，魯迅先生更冷靜清醒。他反復強調書信的作者也往往免不了“做作”和“用心機”，因此讀者“也不能十分當真”。我們應該對此抱有充分的警覺。古代有些人寫信給某人談某事，本來就是準備公之于世的，相當于寫公開信，這種文章就和一般文章沒有多少差別，只是運用了書信這樣一種文體形式而已。有些比較有名的人物，即使是寫給朋友和家人的書信，或為名，或為利，或為了名利雙收，早就打算日后結集出版，寫的時候就不免有諸多顧忌和矯飾。有些信件收入文集或尺牘集時，還會做許多加工，加上一些漂亮話，刪掉某些敏感內容，其真實性就要大打折扣了。

但魯迅先生也肯定，書信的內容“究竟較近于真實”；通過書信，可以“從不注意處，看出這人——社會的一分子的真實”（同上，第330頁）。大部分書信，特別是尺牘，一般都是寫給親人，或比較熟悉的朋友，作者的心態(tài)往往比較放松。有些在公開場合不能說的真實感受和想法，可以向親人和朋友一吐為快。說過之后，寫信人往往還不忘記囑咐收信人，所言不足為外人道，甚或要求看后即銷毀。如蘇軾《答李端叔（之儀）書》云：“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保◤堉玖摇ⅠR德富、周裕鍇主編《蘇軾全集校注》之《文集》卷四九，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冊，第5345頁）看看蘇軾給親友的諸多書信，我們就知道，在曠達灑脫的外表下面，一代天才心中又有多少悲苦與無奈。著名書畫家趙孟頫的妻子管道昇，回娘家后給丈夫寫信，叮囑種種家務事，讓他趕快寄柿子，說是丈人要吃，不僅書法清麗瀟灑，而且語氣親切有趣，傳遞出這對藝術家夫婦相知相惜的溫情。至于明末清初抗清志士夏完淳的《獄中上母書》、辛亥革命先烈林覺民的《與妻書》，寫信人臨難之際，對至親至愛的人敞開心扉，真可謂飽含血淚，至情至性，感人至深。閱讀這些尺牘中的精品絕品，我們會對人性的光輝、人生的悲歡和人世的蒼茫有更深的感悟。

三是可以欣賞古人的文筆之美。書信本是一種應用性很強的文體，把要說的事情說完也就可以了。但我們現(xiàn)在所能看到的中國古代的書信，基本上都是士大夫們寫的，他們都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較好的文學藝術修養(yǎng)，善于將生活藝術化。茶有茶道，花有花道，至于琴棋書畫，則更精妙無窮。寫信也是一件很雅的事情，不僅筆墨硯紙馬虎不得，行款格式也有講究。書信本身則力求寫得生動活潑，于尺幅中見巧思?；蛉缯Z家常，娓娓道來；或夸張調侃，風趣幽默。表關切則務求語氣平和，有請托則力戒卑躬屈膝，要盡可能恰如其分，彼此兩宜。結構則似信筆所之，而姿態(tài)橫生。有些精巧鮮活的表達方式，在其他文體中是不可能出現(xiàn)的。相較于比較艱深的經史著作和詩賦古文，小巧活潑、饒有情趣的尺牘，就成了閱讀起來最輕松、可讀性最強的文體。

四是可供當代人借鑒人際交往之道，尤其是語言交流的必要禮儀和技巧，因而具有實用價值?，F(xiàn)代人已很少寫信，但人際交往特別是語言交流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古人既然寫信，紙短情長，就要注意錘煉字句，力求表達清晰優(yōu)美。對不同的對象，也要用不同的稱謂和表達方式，以表示禮貌，務使“尊卑有序，親疏得宜”（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同前引，第129頁）。現(xiàn)在人們發(fā)短信、微信，往往脫口而出，隨手而發(fā)，態(tài)度隨便，久而久之，語言就越來越單調，甚至粗鄙。長此以往，整個民族的語言水平和禮儀修養(yǎng)都可能下降。有些人不具備古文功底，又要顯擺自己的古文，就更糟糕了。例如古代書信用語中的“啟”本來是陳述的意思，因此書信可以用“敬啟者”開頭。現(xiàn)在人們一般用它表示打開信封的意思，有人卻在信封上寫某某人“敬啟”，就是要求別人（包括尊長）恭恭敬敬打開這封信?！榜雎牎笔枪Ь绰犎〉囊馑迹灾荒苷f自己“聆聽”。請別人聽或讀，只能說“垂聽”“垂察”“垂覽”“垂鑒”“賜覽”“賜鑒”等?，F(xiàn)在人匯報完了卻常說“謝謝聆聽”。試問收信或聽匯報的長者看到或聽到這樣的表達，心中作何感想？ 又如“家父”“家兄”本用于稱自己的家人，有人寫信卻說對方的“家父”“家兄”如何如何；“令郎”“令愛”是稱對方的兒女，有人卻說自己的“令郎”“令愛”如何如何；“先嚴”“先慈”是指自己已過世的父母，有人卻用來指還活著的父母。凡此種種，讓人哭笑不得。再如年長者對晚輩，為表客氣，也可稱“兄”“世兄”“仁兄”等，而自稱“弟”。有些人不懂這一點，拿著某位名人稱其為“兄”而自稱“弟”的信函，到處炫耀，洋洋得意，令人齒冷?，F(xiàn)代人主要通過電子郵件、短信、微信等聯(lián)系，這是大勢所趨。寫這類東西也不必生搬硬套古人尺牘的模式，但讀一點古人的尺牘還是有好處的。浸潤既久，我們可以多少懂得一些必要的知識，少鬧笑話；也可以感受到一些古人相交相處之道，提高自己的修養(yǎng)，言辭之間學會以禮相待，從而構建一種和諧的人際關系。

基于上述認識，我們編選了這套“歷代名家尺牘精粹”叢書，精選明清尺牘十家（徐渭、湯顯祖、屠隆、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陳繼儒、吳偉業(yè)、袁枚、曾國藩）。旨在幫助廣大讀者欣賞美文，獲得輕松愉悅的審美享受；發(fā)抒性靈，陶冶情操；回望祖國傳統(tǒng)文化，回味前人的生活方式，增進對中國古代社會和士人精神世界的理解；感受漢字和漢語的深邃魅力，提高書面和口頭表達能力。

（作者為湖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