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經(jīng)典一定是老少咸宜，能夠超越時空而被各種不同類型、不同閱讀趣味的讀者喜愛，又能令人常讀常新的那種。曾經(jīng)獲得“青銅葵花兒童小說獎”最高獎青銅獎的《搖呀搖，疍家船》可以說便具有這樣的文學特質。

《搖呀搖，疍家船》的主人公楊水活，是一個年僅十歲的疍家仔。這個生活在水邊，以船為家，以水為鄉(xiāng)的美少年，大可以媲美湘西茶峒小鎮(zhèn)，水邊長養(yǎng)著，活躍著，純情著，摯愛著的翠翠，是一個很有愛，懂愛又愿意將愛給予任何人的詩化的人物，不夸張地說，他就是愛的化身。而且，楊水活貧寒的身世與不幸的遭際比較翠翠而言也有幾分相似。翠翠的爸媽忠于“屬己”的愛情，卻又無意失去愛惜聲譽勝過生命的軍人操守，萬般無奈丟下可憐的小女孩翠翠，雙雙到了那個“去了就不回來的地方”。楊水活的生身父母或許是為了某個難言之隱，不得不硬著一顆忍痛割愛的鐵石心腸，“非法”將襁褓中的男嬰狠心地拋棄。

于是，世代臨水而居“靠水食水”的疍民楊水活一家，盡管一仍其舊依靠結網(wǎng)捕魚這種人類最古老的“漁獵”手段謀生，然則現(xiàn)代化的滾滾洪流并不相安無事地“繞開”疍家人，資本與權力也同樣直接作用于他們。古老的疍民不論是否心甘情愿搭上現(xiàn)代化的快車步入“現(xiàn)代”社會，但現(xiàn)代化浪潮必然不留情面地將他們裹挾進來，急遽朝前一路奔去。因此，筆者選擇將小說置于當代中國經(jīng)濟快速發(fā)展，城市化、工業(yè)化一路高歌的時代背景下，找尋解讀的入口，祈愿借此抵達小說的意義空間。

簡言之，《搖呀搖，疍家船》講述的是棄嬰楊水活被疍家佬楊永壽夫婦收養(yǎng)又歷經(jīng)諸多不幸，最終頑強成長為人的故事。水活的養(yǎng)父捕魚為生，水里來、水里去，居無定所，沿江漂泊，全家盡管窘困著，隱忍著并煎熬著，一直生活在卑微、慘淡的苦境中，然而他們卻孜孜矻矻，不為各種磨難所屈服。年幼的水活歷經(jīng)無數(shù)曲折，備受冷眼與欺凌，卻始終堅守昂揚向上樂觀向善陽光進取的初心，秉持重情義敢擔當，剛正耿直的品質，依憑堅韌勇毅，干練執(zhí)著的個性，自強著，自信著，克服了成長路上一個又一個障礙，活出應有的尊嚴。目光短淺守舊落伍的養(yǎng)父楊永壽卻固執(zhí)地認為生為疍民，讀書再多也百無一用，睿智的水活卻在媽媽的理解與支持下，得到同學、老師、校長等的認可，最后迫使養(yǎng)父有了新的認知和轉變，正式成為“竹頭小學”的學生，破了該校不收疍家子弟的老例。小說基調抒情，字里行間洋溢著詩意，不言而喻，這是一部很勵志的兒童文學作品。

然而，僅僅敞開小說的勵志特質又很不夠，不免“窄化”小說文本的意義空間。筆者認為，該書樸實無華、不枝不蔓的敘事中，于兒童楊水活有趣、單純的生活中蘊含著深厚的歷史積淀和豐富多彩的社會內(nèi)容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蘊。而且，小說中楊水活的兒童生活圖景、童真、童趣與社會性、現(xiàn)實性話題相比較，后者并非可有可無，反而是大大復雜化了小說的意旨，擴展了《搖呀搖，疍家船》的意義閾值，一如童話《皇帝的新裝》。誰能說《皇帝的新裝》僅僅只贊美兒童的天真、率性和不懂得自我掩飾？誰能說《皇帝的新裝》不是無情地嘲諷國王的專權與昏庸，揭露朝野上下無恥弄臣內(nèi)心的陰暗，自利小丑人格的虛偽，以及宮廷政治的黑暗與腐?。?/p>

道理是一樣的?！稉u呀搖，疍家船》既好玩又有趣。滑稽荒誕又富于戲劇性的兒童敘事，個性鮮明的疍家少年楊水活的不幸身世，讀者無疑一目了然。然則，這個勵志故事背后卻深藏著當代中國現(xiàn)代化、城市化進程中困擾著我們的諸多問題，這也是小說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

水活可以看作是一個符號化的人物，象征性與隱喻性耐人深思。捕魚為生的疍民是人類最古老的職業(yè)之一，產(chǎn)生于我們的祖先進入農(nóng)耕文明之前。歷史來到20世紀中后期，疍家佬仍然固執(zhí)地認為，疍民沒有讀書識字的必要，“學的本事再多，還不得和漠陽江打交道？還不是得靠漁網(wǎng)吃飯？”而水活卻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他不愿再像父輩那樣，樂天知命隨遇而安。他對未知世界充滿無限的向往，也滿懷探索的熱情，執(zhí)意要進入正規(guī)學校做個小學生，堅持要學會計算，要知書識禮，走一條不同于前人的路，憧憬著，渴慕著有走進學校沐浴現(xiàn)代文明的一天。父子兩代的沖突、對立與格格不入，代表著變革創(chuàng)新與抱殘守缺兩種不同的人生態(tài)度與價值向度。這又何嘗不是一個古老民族面臨革故鼎新的歷史大變局的隱喻。即在文明與文化進路需要作出新的選擇時，趨新求變與墨守成規(guī)出現(xiàn)膠著、僵著的狀態(tài)幾乎是無論怎樣都無法繞開的重大命題。水活不被允許入學讀書、堂堂正正做個小學生，只能在課室外面“竊聽”老師的講課，他的養(yǎng)父缺乏遠見是個障礙，無疑是事實。此外，若看不到人為設計的制度屏障，那么，判定這是一種“選擇性”失明的時代癥候便不無理由。水活心里問“為什么這里的伢仔可以在這里上學而疍家人就不歸這里管？”一校之長竟然沒有足夠的能力解開一個年僅十歲的兒童心中的結，解答他的問題。更為緊要的是，這又不只是水活或疍民才遇到的困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是困擾了當代中國人幾十年而且至今仍然未能找到圓滿答案的社會難題。反觀當下，城市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入學與教育，許多家長、孩子不是也曾經(jīng)抑或正在遭遇到水活一樣的經(jīng)歷嗎？

另一方面，楊水活要做個小學生的夢想雖屢屢受挫卻不改初衷。他的頭腦里念茲在茲的人生執(zhí)念就是要告別原始而古老的漁獵生活搭上現(xiàn)代文明的快車，倘若將這個橋段解讀為一個古老民族尋求新生與變革的隱喻，那么，水活求學的艱難則暗示著一個歷史悠久的古老族群要由原始蒙昧的前現(xiàn)代跨入文明社會，其過程必然無比曲折與坎坷。

與水活獨立不羈、趨新求變異趣的是姐姐水仙的“自我物化”。純良、和善又重情的水仙，安于卑微、聽任他人擺布，完全泯滅個人的主體意識，既被“物化”也自我“物化”，根本不當自己是“人”，不免令人感到可憫、可嘆又可悲！

水仙嫁與蔡福海并非緣于愛情，而是因為蔡姓人家答應給疍家佬800元現(xiàn)金和兩雙木屐做聘禮。再說，包括水仙在內(nèi)的楊家人心里無不在盤算著、指望著水仙嫁入這個殷實之家后，自己一家能很快過上好日子，多年癱著在床的疍家娘，以后一段日子求醫(yī)問藥便再不必為錢發(fā)愁，且出嫁后的水仙和疍家佬楊永壽一家都將從此過上各自的幸福生活。由此可見，要說女人真有第二次生命，那就是找個有錢的男人結婚，此后將一洗原生家庭的寒磣、貧窮；甚至，個人的生命路徑或將因之發(fā)生改變。更進一步的是，一個家庭乃至整個家族命運發(fā)生天翻地覆變化也不是沒有可能。故按照一樁買賣明碼實價地處理水仙的婚嫁，便成了合乎情理的事。蔡福海沒有按原先的承諾送來800元聘金而只是給了500元。此時，心里不快的除疍家佬夫婦倆外，更有作為婚姻當事人的水仙。她不但因此備感羞辱，還有怨忿及宣稱“退婚”的激越言辭。無疑，水仙處理個人婚姻的態(tài)度完全與父母一致。換言之，將水仙商品化的不只是疍家佬，還有水仙母女倆。故水仙越是善良、淳樸，越讓人感到唏噓不已。

另外，水活的領養(yǎng)父母為了能長期留水活在自己身邊而不被他的生身父母接走，便想盡千方百計輾轉遷徙，隱匿自己家的蹤跡，更有甚者，設置種種障礙阻撓水活親生父母及其身邊的人接近水活。

這樣，《搖呀搖，疍家船》便很立體、很生活化地呈現(xiàn)出兩幅清晰、鮮活的社會圖景。一是功利市儈、精于算計的成人世界；二是純美、至善的童趣生活。兩者并置同一個文本空間，構成鮮明對比，產(chǎn)生強烈反差。這兩個世界內(nèi)蘊著深層的象征意義，成人世界功利主義甚囂塵上，物欲橫流資本為王；兒童世界超越世俗和功利，滿溢著人性之愛與美和善。再者，水活的大愛與良善粘合了領養(yǎng)父母和親生父母之間的嫌隙，融化了陌生且有敵意的雙方猜忌、疑慮與戒備、提防等心理盔甲，暗示水活的率真和純情，至善與大愛，或許是療愈成人世界狗茍蠅營、功利短視時代病癥的可能選項；現(xiàn)代資本社會金錢至上，永葆超功利的童心與童趣，人性的淳樸與良善，或許是心與心的溝通，獲得身心幸福的可能選項。水活的符號意義與小說的寓言性由此再次得到確證。

綜觀《搖呀搖，疍家人》，就以船為家的疍民而言，家是一條船，船是整個家，船在哪，家就在哪。船在水里游河里漂，居無定所，天然地有一種漂泊感，懸浮于水面的無所歸依感。一如楊水活的家從新娘灣到竹頭灣，說走就走，人隨船漂，流離播遷。人因水的流動性及一生棲身于船的懸浮感，心理上少了農(nóng)人扎根大地的安穩(wěn)與踏實，反而多了顛簸、游蕩和無所歸依的身體經(jīng)驗與心理體驗。這是現(xiàn)代化、城市化進程中，失去世世代代棲身的土地，離開故鄉(xiāng)故土進城之后，棲身鋼骨水泥叢林的“無根”的當代人，身心找不到歸宿，靈魂無處安放的象征與隱喻。要之，不妨將《搖呀搖，疍家船》看作當代中國城市化的一則寓言。文本敘寫當代稀見的疍民生活，卻不陷于獵奇，落入被看、被窺視的窠臼，而是超越對象的地方性特質，獲得了全民族性與鮮活的當下性，小說的文化、思想意義已然在一般的兒童文學之上。

（巫小黎，文學博士、佛山科學技術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