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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重塑文學理論研究的現(xiàn)實感與知識路徑
來源:《中國文藝評論》 | 顏婧  2021年12月08日09:25
關鍵詞:文藝理論研究

2021年8月28日至30日,由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共同主辦的“當前文學理論研究的問題與方法”學術研討會在線成功舉辦。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山東大學、四川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南開大學等38所高校和科研機構的近90位學者參加了此次會議。開幕式由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副主任陳太勝主持,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王立軍、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研究中心主任王一川致辭,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張江、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程正民發(fā)表主旨演講。

會議圍繞“當前文學理論研究的問題與方法”展開深入討論,與會學者提交的論文共計50萬字,涉及八個主題,分別為“當代語境與文學理論的未來”“當前文論話語的問題與出路”“理論的處境與批評的位置”“新媒介的審美潛能”“西方文論的歷史形態(tài)與當下變遷”“重訪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詩學”“二十世紀中國文論的轉型與再造”“中國古典文論的當代重構”。此次會議對這些議題的廣泛討論,深入推進了學界對當前文學理論研究的認識。

當前文學理論研究最突出的問題,乃是感知與把握現(xiàn)實能力的衰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文學理論研究取得豐碩成果,尤其是西方文論帶來的視野和靈感,成為知識更新的重要動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當代文論的基本面貌。21世紀以來,中國的綜合國力日益提升,社會現(xiàn)實語境發(fā)生明顯變化,文學活動方式也隨之改變。文學理論研究的專業(yè)化與學科化的趨向,逐漸暴露出難以掩飾的視野盲區(qū)。正如南京大學教授汪正龍在發(fā)言中所指出的,在這種語境中,純文學受眾收縮,文學理論、文學批評逐步專業(yè)化,其批評視野與文學史視野逐漸窄化。

事實上,文學理論所處的上述學科結構,不斷受到潛伏于當代生活之中的時代情感的質疑與沖擊。不少學者在這次會議中都論及這種窘迫的研究處境。其中,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張政文的表述最為明了:理論在與生活相遇的時候,或遭到生活的拒絕,或無法去認知生活、闡釋生活、言說生活,生活不再信任理論,淡化了對理論的自覺認同,理論的功能由此出現(xiàn)退化。諸如此類的觀察實際上試圖追問:理論到底是什么,只是一種學科知識嗎?它應該與生活構成何種關系?應該具備什么樣的現(xiàn)實感?承擔什么樣的價值責任?

盡管與會學者的把握路徑不盡相同,但張政文的觀點——“講實話”“講真話”“講人話”不斷被引用,其中包含的真切的現(xiàn)實關懷與嚴肅的探索精神,貫穿于這次會議的全過程。例如,首都師范大學教授王德勝從觀念辨析的角度,探討了在批評的理性中意圖實現(xiàn)與價值重構的可能;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湯擁華以對本科入門教材的反思為基礎,呼喚將批評視為與作者、與他人平等的交往,視為走向更好的自我的體驗;陜西師范大學教授裴亞莉則結合自身讀書經歷、情感體驗,倡導文學溫和持久又可信賴的力量。正是在這種努力體貼真實生命的思考嘗試中,理論的知識壁壘開始松動,顯示出自身的癥結。

可以說,當前文學理論現(xiàn)實感的匱乏,正是這一學科從時代變遷中脫嵌的結果。承載上個時代情感與價值的理論探索,無力繼續(xù)準確辨認當下的社會人心,只能一鱗半爪地散點透視。伴隨著尚未被賦形的模糊的共同感覺,懷疑與不滿已然浮出水面,這正是一種范式受到動搖,而另一種范式有待建立的時刻。在新范式尚未到來之際,借用南開大學教授周志強在會議發(fā)言中的說法,本次會議正是對“不可化約的實在界之生活”的集中直面。片段性的現(xiàn)實剩余物作為當下時刻的橫切面,正在經由自覺的反省與追問,召喚新范式在未來的接合。

一、表征的危機:理論生產的歷史形態(tài)及當下新變

作為特定的思考方式,理論的敵人永遠是其自身。正因為如此,對文學理論的知識形態(tài)、知識生產、知識學等觀念形式的檢視,成為這次會議的核心主題之一。例如,河北師范大學教授邢建昌認為,文學理論需要加強反思性研究,辨識自身的知識學立場,將其作為思想在場的方式。某種程度上,正是舊范式的歷史構造,構成了禁錮當下的知識障礙。

在這次會議上,廣州大學教授陶東風特別關注了現(xiàn)有范式所刻印的時代風貌。他以曼海姆的“代”視野考察當代中國文藝學的知識生產,發(fā)現(xiàn)“30后”“50后”兩代人相當重要?!?0后”學者系統(tǒng)地接受了蘇聯(lián)文論,在新時期又受到西方形式主義文論的影響,通過調和二者形成審美意識形態(tài)的理解。而“50后”學者在小學、初中階段經歷了“文革”,進入大學后受新啟蒙和西方文論的影響較深??梢哉f,追問內在于當代中國進程的西方知識話語的迭變,乃是辨識當前文學理論之構造形態(tài)的首要環(huán)節(jié)。

沿著這一線索,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永清、深圳大學教授李健分別考證了“30后”學者在1980年代的理論探索。張永清著重分析審美反映論的提出過程,李健則致力于論證文藝美學學科的成立經過。這兩項工作都顯示出,前輩學者對文學美之特質的追問乃是出自其內在的精神渴望。而作為參照,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李世濤對審美現(xiàn)代性的分析,則對照出其西學來源的知識面相。

不過,隨著學術代際的更迭,當下學界接受西方文論的方式也在逐漸深化,無法再以標簽囫圇定性。浙江大學教授周啟超提示,少一些粗放,多一些深耕,便會發(fā)現(xiàn)西方文論的多聲部、多流脈,顯現(xiàn)其作為話語實踐的特性。而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朱國華、北京大學教授王麗麗則以細讀案例呈現(xiàn)這種深化的實踐可能。朱國華提出以箋注的方式,系統(tǒng)地研讀阿多諾思想艱深的著作《美學理論》。王麗麗取徑于關鍵詞方法,考察了??碌膬山M核心詞匯:考古學與譜系學、知識與權力。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孫士聰則從歷史脈絡的再認識出發(fā),追溯了“文化領導權”范式由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文化”,演變至晚期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力”時的重要中間一環(huán),也即葛蘭西以語言為視點的“文化—階級”范式。

上述接受西方文論之方式的深化,尚不能直接導向中國文學理論研究的自我變革。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程正民指出,相比于20世紀俄羅斯詩學的從一元走向多元、從對立走向對話,與蘇聯(lián)頗為相似的中國實際上并沒有走上真正的學派多元化、對話化。也就是說,對形式和審美的關注,對文學之社會功能的強調,仍凝滯于一種獨斷自白的姿態(tài)。在此意義上,理論研究尚未完全釋放出文學研究的現(xiàn)實活力。

時至今日,文學界對理論研究與批評的不滿仍時時可見。不少與會學者都提到理論與批評的局促處境。面對這種處境,山東師范大學教授孫書文希望重建批評家的責任倫理,以重回經典為路徑,重拾文藝批評的尊嚴。復旦大學教授張寶貴以杜威為例,要求以回歸生活的方式,重歸經驗,打破壁壘。山東師范大學教授楊守森更明確地呼喚上手的、實用的理論,與文學創(chuàng)作構成實質溝通。

不過,對于理論界與創(chuàng)作界的緊張關系,四川大學教授金惠敏也指出,問題并不全在理論界。大多數(shù)的文學創(chuàng)作者與文學史研究者,僅僅希求消極意義上的理論——只需提供技術和方法,便于作品分析和賞析。甚至有時這種訴求會被削減至未能呈現(xiàn)出觀念形態(tài)的理論,表現(xiàn)為對理論的排斥。

事實上,在當下語境中,缺乏現(xiàn)實感的不僅是理論研究,同樣包括文學創(chuàng)作?;诖?,不少理論研究者調整了體認自身與現(xiàn)實之間關系的方式。文化研究在當代中國的傳播,可以說代表了這種方式的主要形態(tài)。這種拓展路徑可以被稱之為“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金惠敏強調,它抵抗的正是以“文學性”“美”“審美”為代表的形式主義化的審美取向。而激發(fā)起這類理論傾向的文化經驗,主要是社會的泛審美化,這與日漸成為認識挑戰(zhàn)的媒介環(huán)境互相呼應。北京師范大學教授方維規(guī)指出,伴隨著新媒體的興盛,各類藝術形式都有了與文學一競高下的能力,文學也不得不寄身于新媒體之中。批評的失語,意味著讀者對權威甄選的拒絕。媒介的普及,正與文化的大眾化互為因果??梢哉f,社會結構正在因技術發(fā)生深層改變。

技術與媒介所形塑的文化研究趨向,對于理論的現(xiàn)實感反省,究竟意味著什么?在這次會議上,不同學者提出了不同的應對方式。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劉方喜以馬克思主義為基本來源,提煉出生產工藝學批判的認識方式,由此對技術的可能性持樂觀態(tài)度。他認為人工智能的出現(xiàn),將起到變革一級生產工具的作用,在揚棄資本之后,達到人的解放。但首都師范大學研究員許苗苗強調,大數(shù)據(jù)社會運作的邏輯是新自由主義精神政治學。當每一個個體依據(jù)自己的情緒和欲望進行生產、消費和交際時,他已深陷于權力的規(guī)訓,而心甘情愿地壓榨自身、實現(xiàn)自我。同樣由此出發(fā),湖南師范大學教授趙炎秋認為,人工智能寫作所產生的擬志與擬情,將與人類情志相混淆。與其說人類感知到的是自身的真情實感,不如說是數(shù)據(jù)為其構筑的繭房。

深究起來,上述技術變革實際上重新界定了理論研究者的時代位置。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呂黎在分析當代理論研究的非再現(xiàn)轉向時強調,人文學者面對科技巨變,需要不斷進行理論調整,而其間不變的是什么?不變的就是人文學者的焦慮感,因此,重要的是如何將之轉化為生產性的理論實踐。華東師范大學教授王峰則從整體上反思當前社會的后人類狀況。當技術從外在輔助,演進至對人類自身的改造時,“人類紀”就轉向至“后人類紀”,帶來一系列世界觀的變化,對感受方式和概念系統(tǒng)加以變革。這些問題無法形成清晰的指稱,沒有確切的時間界限,只能以后設邏輯倒推脈絡。與這種觀念反省不同,暨南大學教授蔣述卓則從實踐領域的文化創(chuàng)意產業(yè)出發(fā),強調理論研究者在面對審美經驗的變化與滋長時,應當既保持理論敏感性,又具備介入意識。在此意義上,理論研究既需要具備想象未來的認知能力,同時也需要找到介入現(xiàn)實的實踐方式。

綜上所述,可以說,當前文學理論研究的現(xiàn)實感重塑面臨雙重挑戰(zhàn)。一方面,在泛審美化的社會表征背后,科技以強有力的方式,對社會的組織、運作方式進行相當程度的重組。人文學者需要對這種技術巨變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保持足夠的現(xiàn)實敏感性和理解力。另一方面,隨著當代中國接受西方理論資源的主體意識與方法路徑的變化,尤其是當理論退潮之后,重新回到中國文學與社會處境的呼聲日益強烈。在此意義上,如何重新梳理理論研究中的中國問題意識,尤其是其主體性,乃是有待探索的問題。以上兩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理論研究不可能朝著任何單一面向發(fā)展,而必須找到二者深度互動與互構的可能方式,從而突破1980年代以來形成的審美現(xiàn)代性話語的認識框架。

二、審美與政治關系的再認識:反思當前文學理論知識形態(tài)的關鍵嘗試

在當代中國所接受的西方文論資源中,審美與政治的關系是其中的關鍵議題。盡管這一議題在以往的研究中已不斷被論及,但其中真正可能在中國語境中獲得轉化的空間仍有待被進一步打開。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程巍以韋勒克與沃倫的《文學理論》為例,強調這部在1980年代大受歡迎的著作所構建的文學本體論,在原初語境中乃是右翼麥卡錫主義對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社會歷史批評的侵襲。而它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再次出現(xiàn),則是呼應新自由主義的里根與撒切爾政權。只有充分重視這一歷史過程,才能明白其美學表象背后的政治動力。山東大學教授程相占則以審美范疇為聚焦點,重點考察從沃爾頓到卡爾森的理論演進。他指出,這一理論脈絡反對新批評,不滿于將審美欣賞與歷史語境相隔離的思路,認為審美屬性取決于非審美屬性。浙江大學教授蘇宏斌也看到,藝術形式是一種符號構成物,藝術家繼承著共同體既有的符形,但更以其主觀意志促成變革。

與這種從美學現(xiàn)象入手的深究思路不同,還有學者從政治認知進入。在這方面,此次會議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深度研究提供了更為復雜的認知坐標。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趙勇考察了阿多諾與薩特關于文學介入之爭。薩特支持介入,反對為藝術而藝術,要求以通俗的形式與讀者群形成關聯(lián);而阿多諾則強調文學自主,認為自主才可以展現(xiàn)充分的批判性,要求自主性與社會性之間的平衡。他認為,二者在各自的語境中都有其正當性,不可偏廢。而山東大學教授楊建剛則重點考察詹姆遜的核心概念“政治無意識”。他指出,這一概念的生成方式是對以馬克思主義與形式主義詩學為主的多種理論的調解與融合,由此走向了政治與美學之關系在歷史中的重構。

那么,對于百年中國的文藝與美學歷程而言,審美現(xiàn)代性議題是如何進入并形塑中國人的觀念認知的?不少學者都嘗試回到中國歷史的演進語境中提出辨析的思路。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王一川指出,從審美形式的角度理解文學,會忽視非虛構和紀實文學,對其他藝術門類無感,對社會文化現(xiàn)象漠然。這種看法源于夏爾?巴托“美的藝術”及康德“無功利”美學,它將文學視為語言的審美藝術。在中國語境中,此種認識以游國恩的文學史觀念為代表。此外,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陳雪虎以傅斯年的文學史書寫為例,強調他將文學聚焦于語言的具體過程。這些認知的形成,都與20世紀中國對西方美學觀念的接受有關。由此出發(fā),北京大學教授張輝從文學史與思想史相結合的思路出發(fā),強調中國早期比較文學觀念的形成同樣包含這一維度。而武漢大學教授李松則從理論角度揭示出在文學史述史的合法化過程中,理論合法化所起到的作用??梢哉f,從美學角度認識文學的觀念貫穿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書寫之中。這種美學觀念與政治的相遇,在浙江大學教授王杰對紅色經典美學的考察中得到集中體現(xiàn)。換句話說,社會主義實踐構造了政治與審美關系的新形態(tài)。

然而,隨著新時期的到來,既有的政治與審美的構造方式開始瓦解,審美現(xiàn)代性問題成為理論研究的主潮。在這種潮流中,如何從主體角度重新思考審美與政治的關系,成為理論研究者關心的核心問題。由此出發(fā),武漢大學教授李建中梳理了西方語境下主體性問題的演進脈絡。從主客二分造就本質論,進而發(fā)展為獨斷論,并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帶有生成論意義、注重關系的主體間性認識?;谶@種梳理,他求取中國傳統(tǒng)資源,提出“兼性主體”。而東北師范大學教授王確在發(fā)言中也明確意識到,主體間性實際上是泛主體,它在迷失于客體的過程中,容易流向主體的沉淪、虛無與死亡。他希望在保留自由主體的同時,反求文明的力量,證成文明主體。與此相對,上海大學教授曾軍指出,主體間性意義上的主體,必然首先具備主體性。平等對話的理想,無法解決事實上的中西不對等,因此,需要將中西對話的“之間”,置入世界的“之中”。這些思考為反思1980年代以來以主體論為中心的審美現(xiàn)代性話語提供了新的視野。

上述反思意識的拓展,為進一步甄別不同當代理論話語的可能性提供了路徑。福建師范大學教授余岱宗以小說批評為例,檢討了諸種研究方法的長短優(yōu)劣,肯定各自在其脈絡中的合理性。山東師范大學教授周均平以硬他律、自律、軟他律、合律,概括新中國成立以來文學理論的演變,認為合律是揚棄后的歷史邏輯。河北師范大學教授郭寶亮以大文體學的方法,從文體形式通向文化,探討形式背后的文化因素。

在此理論甄別的過程中,文學的所指逐漸向文化領域擴展,出現(xiàn)多軌并存的局面。尤其是在媒介發(fā)揮了巨大影響的當下社會語境中,文學的形象在文化的軌道中界限逐漸模糊。廣西民族大學教授耿文婷描繪了當下文學生產、消費的圖景,尤其重要的是,文學開始以聽覺的方式呈現(xiàn),并依托互聯(lián)網,轉化為電影、電視劇、游戲、動漫、舞臺劇等。IP的存在,使文學無法被孤立看待。而首都師范大學教授胡疆鋒則進一步看出網絡文學領域的美學形態(tài)變異。他引入文學事件的思路,揭示網絡文學文本中存在的內在斷裂、生成與圈層化逐漸裂解成短時段的無數(shù)當下,每一次作者、讀者的行動,都使文學審美的實踐發(fā)生相應變化。華中師范大學教授胡亞敏則強調,在由此形成的數(shù)字美學語境中,特定的美學體驗內在嵌入隱含著社會結構的作者與讀者關系,由此形成多重形態(tài)的文本關系,消解了傳統(tǒng)敘事學的核心概念,在碎片化的敘事結構中,參與的迷亂也成為審美快感。通過上述學者對政治與審美問題的反省,我們可以說,當代文學理論的知識形態(tài)在政治從美學話語中逐漸退出之后,開始發(fā)展出多重形態(tài)的主體關系與文本關系。這些交錯互動的關系展現(xiàn)的并非是美學話語真正的獨立,而是它被拋入彌散的文學與媒介語境,處于新的多重決定關系的形塑過程。在此意義上,如何重新界定理論研究的對象,并由此發(fā)展出新的理論認知路徑與研究形態(tài),乃是當前文學理論研究再出發(fā)的基本命題。

三、知識感覺的時代形態(tài):重構當前文學理論之認知路徑的諸種面向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說,重新界定理論研究者個人知識感覺的時代形態(tài),乃是重構當前文學理論之認知路徑的關鍵步驟。與會學者對此的討論,逐漸將會議的氣氛推向高潮。首先值得提出的是,山東大學教授范玉剛在分析文藝理論研究視野的更新與學術范式的轉換時,尤其強調世界秩序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東西格局反轉中,中國正以不可忽視的方式崛起。這既要求中國的文化主體性意識,更意味著要找到中國的理論研究進入世界場域的方式。

從當代國際文化語境來看,廣西師范大學教授麥永雄呈現(xiàn)了以美國比較文學界為代表的國際比較文學界的看法??缯Z境的間性論成為主調,它強調多元,認同跨界、流動與混雜,期待雜語與對話中的生成與啟發(fā)。北京師范大學講師李莎的發(fā)言正是對其的呼應。本雅明遵循早期浪漫派藝術理論的內在批評方法,以智性直觀的方式追求主客合一的體驗。她的研究由此尋求與中國書法、繪畫中的寫意的對話,未嘗不是中國審美思想進入世界的一種認識契機。湖南大學教授劉涵之對《諾頓文論選》中所收錄的李澤厚哲學思想的討論,則以當下的文本案例提供了理解這種變化的特定形態(tài)。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陳定家對中國網文海外傳播的討論,更進一步揭示出這種狀況在大眾文化領域的新變化。如他所言,海外的用戶數(shù)量達數(shù)千萬人,市場規(guī)模高達4.6億元,這種新局面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不過,正如李澤厚的思想在進入《諾頓文論選》時,經過了大量改寫改譯,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錢翰提示在接受語境中反東方主義的話語可能走向另一種東方主義。他以阿列克西耶夫對中國文學史的梳理為例,強調其論述實際上陷入了這種困境。由此,他進一步追問,今天是否應該退回地方性的立場,中國應該如何表述自我,還可能回到先賢們以“人”的立場思考普遍問題的態(tài)度嗎?黑龍江大學教授馬漢廣指出,當下存在一種中西對立的情緒,要求死守中國性,拒絕外部視角。將中國閉鎖在靜態(tài)之下,其實是對后殖民格局的對等反應,與東方主義并無本質不同。可以說,這種自行放棄普遍性的可能,放棄對自我的定性和主體的重塑,都是不足取的。

從上述認識困境出發(fā),進一步需要思考的問題是,如何重建中國文論的話語正當性。這必然要求我們面對百年來動搖中國文論主體性的西方視點。在陜西師范大學教授李西建看來,這正是文學理論的知識型不斷漂浮移動、缺失根基的表征。福建師范大學教授黃鍵以“寫意”的中國理論話語為例,揭示了一種常見的對立思維:正因為認定西方是寫實,中國戲曲就必須成為寫意,這顯然無視了工筆或以形寫神。而對于與西方等同的做法,如放棄漢語的經驗性,追求西方語言的邏輯,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編審吳子林進行了反思。

要避免上述二元對立的思維,便需要在中國文論的主體性構建中,重新思考西方文論的意義位置。事實上,這次會議對重新解讀西方理論提供了富有啟示的思路。陜西師范大學教授趙文對本雅明的辯證光學問題的研究,揭示出他借助阿拉貢的經驗感受,實現(xiàn)辯證化的理論提升。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教授胡繼華通過對卡西爾和海德格爾的人文主義論爭的辨析,指出布魯門貝格的認識更具內在的整體性視野,對我們的理論研究更有啟發(fā)性。從這種理論構造的思路出發(fā),深圳大學教授高建平根據(jù)中國語境,將切入西學的方式表述為拿來主義、實踐檢驗、自主創(chuàng)新,從對西方的學習、消化,到經由自身的經驗與實踐,達成對其的超越。山東大學教授譚好哲認為,在從文學經驗、文學觀念以及文學之外的理論出發(fā)的三種理論建構方案中,從文學觀念出發(fā)是最具延展空間的路徑。由此,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丁國旗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例,分析特定文學觀念產生的原因和條件。首先,它要有外來的理論來源,但更重要的是,它能落回現(xiàn)實,落回實踐,實現(xiàn)中國化。華南師范大學教授段吉方通過對英國的伯明翰學派與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的分析,強調他們均在自身學術傳統(tǒng)的基礎上,抵達了其對象及相應的經驗現(xiàn)場。這種融通現(xiàn)實經驗與觀念邏輯的探索嘗試是我們轉化西方理論的可能路徑。

更具體地說,不少學者從各自研究領域出發(fā),嘗試提出轉化與重組西方理論的路徑。北京大學教授周小儀以“物化”問題為著眼點,追溯馬克思對商品拜物教三要素的呈現(xiàn),撐開量化型物化與幻象型物化的分化關系,認為二者以階級為中介相統(tǒng)一,由此將“物化”這一常見的靜態(tài)批判性概念,轉化為對全球文化政治構造的動態(tài)追摹,展現(xiàn)出分析中國國際形象的穿透力。周志強以文體哲學的視角上溯現(xiàn)實主義,認為當作者遭遇無法理解的生活時,現(xiàn)實主義就會呈現(xiàn)出其間的悖論,捕捉到實在界的真實。這既有助于理解“十七年文學”,更有益于把握當下認識現(xiàn)實的努力。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陳奇佳在探討理論話語中的“犧牲”問題時指出,這種放棄自我生命的行動其實是為了主體與共同體的生成。這一視角對民間文學,對余華、蘇童等人的小說,都展現(xiàn)出解釋的潛力。

當然,轉化和重塑西方理論的目標是重新進入并激活中國文論的當代意涵。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朱志榮考察了“意象”從古代的自足到現(xiàn)代與image對接的演變歷程,認為“意象”在當代仍有闡釋的效力。暨南大學教授閆月珍從器物考察中國文論,認為在器與文的交匯中,形成以器物為原型的命名規(guī)則。相對于西方文論對技藝的重視,這一視角包含著顯著的溝通潛能。廈門大學教授代迅通過對比中西風景問題的歷史,認為將中國的山水視為德性美學的對象,其實是一種窄化理解,它更具有宗教性的精神功能。上海大學教授劉旭光進一步以舞雩之樂和清風明月之境為原型,指出由此在中國傳統(tǒng)美學中重新激發(fā)一種審美自律式自由的可能。

以上述具體的研究嘗試為依托,一些與會學者嘗試提出重新把握中國文論的整體性方案。北京大學教授周興陸提出以“天人之際”“家國情懷”“安心立命”三種精神形態(tài)為思考支點,可以重新激活古典文論的當代價值活力。江西師范大學教授陶水平進一步強調,要發(fā)揚中華美學精神對當前文論話語建構的引領作用。中國傳媒大學資深教授張晶則具體師法西學的對象化認知路徑,從范疇、命題、體系之間的關系出發(fā),認為在范疇研究取得顯著成績之后,可以從命題的視角推進對中國文論、美學的理解,為下一步提出體系做準備。當范疇聚合為命題時,內在的陳述性要求其具備相應的語法。暨南大學教授劉彥順更具體地追問中國古典美學語法的形態(tài)。他提出,這種形態(tài)具體表現(xiàn)為時間意識上的流暢性、主客之間的不可分離性、空間上的整體性等。

當然,并非所有的中國文論都可以通過西方資源重新激活。四川大學教授張法在中西對比中看到,古代文論相當重要的兩個部分,因無法與西方對接,而被呈現(xiàn)得不夠完整。其一為統(tǒng)領全局的整體的“文”,它兼括眾體,受到相似的文法的約束。其二為以詩話為代表的面向生活的文論,既包括各種藝術門類,也指向生活中的人。作為對后一點的補充,北京師范大學講師劉思宇的發(fā)言著重探討了在當代語境下重新激活古代文論中的生活美學的具體路徑。

如果說上述從具體案例到整體方案的探索,代表了重構中國文論的不同認知路徑的話,那么,這次會議對于闡釋學議題的集中研討,則呈現(xiàn)了整合不同認識策略的總體努力。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張江分析了“強制闡釋”的機制與原因。他贊同方法論意義上的闡釋學,區(qū)分文學闡釋學與非文學闡釋學,希望以貫通的視野聚焦于文本的闡釋。在張江研討觀點的基礎上,四川大學教授傅其林提出進一步推敲闡釋學的元問題,也就是闡釋對象、闡釋主體、闡釋行為;西北大學教授谷鵬飛則更具體地參考中國文學傳統(tǒng)中以經學為代表的公共闡釋方案。作為對這些解釋策略的綜合,華南師范大學教授李春青認為,闡釋學是修辭性的文學批評,介于方法論與本體論之間。他希望以中西融通的方式,通向更具有普遍性的闡釋學。

四、結語

概而言之,上述重構當前文論研究之認知路徑與策略的努力,代表了這次會議從當代經驗分析、范式反思到話語探索的系統(tǒng)化構想。對此,王一川教授在這次會議的開幕、閉幕等不同場合都特別強調,在當下語境中,我們可以將文學視為一種語文修辭生活,它實在、鮮活、多樣、立體,關聯(lián)諸多維度的社會生活。它既可以容納既有語言審美藝術,延續(xù)西體,繼承百年中國文論;也能外擴,包容文化現(xiàn)象與其他藝術門類,應對媒介所帶來的挑戰(zhàn);更可以回溯中國的文心,為當代生活的文學敘述重建其“斯文”,全面回應當下生活對文學理論提出的問題。而以文心為核心,更意味著以中國問題的自身結構為核心,融通與轉化不同的思想資源,激活知識生產的現(xiàn)實感,讓文學理論回歸時代的心率與聲頻。

可以說,本次會議是當前文學理論研究的重要收獲。面對當前的文論研究,與會學者從各自的研究領域出發(fā),以飽滿的現(xiàn)實感訴求,展示了不同的分析、反思與路徑探索。既有在細讀的基礎上,通過對諸種理論邏輯的歷史化、結構化、問題化,提出革新認知路徑的可能;也有勘測理論概念的內在理路,辨析相似概念背后的微妙差異,進而尋求觀念構型的突破;還有穿梭于不同理論范式,以深描時代橫切面的方式,為難以把握的漸變的轉型過程提出頗具理論闡釋力的話語方案。正如王一川教授所說,實際的研究行動已經“走出或沖破已有狹義文學觀念的籬笆”。本次會議正是對“那些已有的轉型蹤跡”的重新轉化、提升與鍛造。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中國未來的文學理論研究中,它的意義將會不斷被反顧、追思與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