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本文通過西方媒體、學術研究以及讀者接受領域長期存在的，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接受屏幕的特點、成因的梳理研究，提出了加強中國當代文學期刊國際化、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國際化的針對性建議，從而改變中國當代文學對外傳播的困境。

關鍵詞：當代文學 接受屏幕 國際化 對外傳播

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一直面臨一個重要困境，就是長期受到西方媒體、學術研究、讀者接受領域的接受屏幕的遮蔽，無法顯示出“奇峰之美”“秀林之秀”。如何突破西方接受屏幕，已經(jīng)成為一個十分迫切的問題。

基本概念、形成原因

基本概念：所謂接受屏幕，原為計算機術語，指的是只有通過一定的程序編碼輸入之后才能在計算機屏幕上顯現(xiàn)所要輸出的結果，后來被傳播學借用，其意義主要是傳播者所要傳播的信息必須要經(jīng)過一定過濾才能抵達受傳者那里，受傳者已有的教育、文化、語言以及歷史知識等形成了一個綜合信息過濾系統(tǒng)，這個信息接受前的過濾被稱之為“接受屏幕”。

中國當代文學在世界上的傳播，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受到歐美學術界按照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價值觀解釋、評價、分析、解讀。即在學術研究、出版機構、媒體評論甚至大眾書店、讀者口碑等幾個層次，共同形成了一個對于中國文學的接受屏幕。這個接受屏幕的運作流程，其核心層次往往是從歐美學術界開始形成解釋、批判中國當代文學的基本觀點，再憑借歐美主流大眾傳媒的傳播進一步放大，最后影響讀者的閱讀選擇，再反過來間接影響歐美世界的翻譯出版機構對于中國當代文學圖書的選題投入。這個接受屏幕的存在，導致中國當代文學在西方讀者的眼中，一是與整個西方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相比，是落后的、野蠻的文化形象；二是與西方表面上的民主選舉政治制度相比是專制的、集權的社會，注定是人權受到損害的，非人道主義的社會形象。因此，西方一些主流出版機構、有影響的書店以及歐美主流媒體報道中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不是落后風俗、習俗的展現(xiàn)，就是人權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典型。隨著近些年中國經(jīng)濟的快速發(fā)展，國際影響逐漸增大，這種情況有所好轉，但是基本的格局沒有特別大的改變。

形成原因：西方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接受屏幕，其形成的主要原因在在歐美學術界，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一直沒有形成專業(yè)化體系有著直接關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在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等歐美大學和專業(yè)研究機構中，一直是與歷史、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混在一起。到了1950年代，在東西方冷戰(zhàn)的國際格局下，一些中國研究機構將中國當代文學貼上“東方文學”甚至“共產(chǎn)主義文學”標簽。學科研究對象模糊、研究方法不系統(tǒng)，研究人員多是從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語言學等學科出身兼顧中國當代文學研究。

歐美學術界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不專業(yè)特點，這一點通過中國文學批評的學術文章刊發(fā)期刊類型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筆者依據(jù)OCLC數(shù)據(jù)庫，給出世界影響最大的并刊發(fā)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學術文章的25種英語期刊，具體如下表（表1）。

表1 刊發(fā)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學術文章的歐美英語期刊¹

本文主要是按照收藏圖書館數(shù)量來選取歐美關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術期刊，主要是英文版，因此期刊名單肯定會有遺漏。但這樣一個列表，基本可以判斷出歐美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學術研究特征。

通過表1發(fā)現(xiàn)，在25種英語世界影響較大的雜志中，專業(yè)以中國文學研究為主的期刊其實只有美國比較文學協(xié)會主辦的《比較文學》、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主辦的《當代世界文學》、美國現(xiàn)代語言協(xié)會主辦的《東西方文學》、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主辦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與文化》、美國杜克大學主辦的《東亞文化批評》、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主辦的《中國文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譯叢》、亞洲電影研究學會的《亞洲電影》等8種。其他17種都包含了中國哲學、中國政治、中國歷史、中國社會甚至民族學、宗教學、人類學、語言學等其他領域的研究。將中國當代文學與其他領域研究結合在一起，使得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邊界異常模糊，這是歐美學術界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突出特點。

這個特征還可以通過北京師范大學收集的2001-2003年《新世紀國外中國文學譯介與研究文情報告》的期刊名單得到驗證。《新世紀國外中國文學譯介與研究文情報告》（歐美卷）的期刊名單就有50多個，除了上表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25本雜志之外，還有《翻譯期刊：加中文學交匯處》（2001年新創(chuàng)刊）和《亞洲電影》《亞洲教育》《當代中國學刊》《中國哲學季刊》《亞洲戲劇研究》《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史》《女權主義研究》《戲劇評論》《戲劇雜志》《美亞學刊》《修辭與公共事務》《亞洲哲學》《詩歌評論》《男女同性戀雜志》《亞洲太平洋通訊》《圖書館學報》《亞洲評論》《國際文化研究》《電影季刊》《亞非研究》《國家》等23個2。按照中國當代文學總論、專論所收錄的學術論文數(shù)量統(tǒng)計，在三年時間里共有300多篇與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相關的論文。這些論文混雜在政治學、哲學、歷史學、圖書館學、教育學、考古學、女權主義甚至同性戀研究的人文社會雜志里。

以上表中收藏圖書館數(shù)量最大的《美國歷史評論》為例，將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與中國歷史研究綜合交叉的學術取向十分明顯，可以說代表了美國學界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基本定位。該刊物主辦者是美國歷史研究協(xié)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AHA)，是美國歷史最悠久、規(guī)模最大的歷史學家和歷史教授協(xié)會組織。學會每年一月份舉行的年度會議，匯集了來自全美國各地超過5000位的歷史學者?！睹绹鴼v史評論》主要刊發(fā)學術性文章和書評，每年在2月、4月、6月、10月和12月發(fā)行，全年5期。被北京師范大學收入《新世紀國外中國文學譯介與研究文情報告》的篇目，在2001-2003年有83篇學術論文，涉及古代中國宮廷禮儀、古代中國法律、中國古代城市長安、清代承德、清代縣衙胥吏、中國書籍歷史、古代中國女性、中國道教、荊軻刺秦王、朱子哲學、詩經(jīng)、楚辭、蒲松齡、滿清八旗、天津鹽商、石濤繪畫、圓明園、鴉片戰(zhàn)爭、1930年代的上海廣告文化、山東的天主教、新四軍渡江戰(zhàn)役等等相關研究，范圍十分廣泛。但僅有3篇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文章，一篇是高樂（Kraus, Richard）的書評，題為《文學之用：中國社會主義文學體制中的生活》，刊發(fā)在《美國歷史評論》2001年6月這一期上；另一篇是唐納（Tanner, Harold M）的書評，題為《中國的正義小說：現(xiàn)代中國的法制與文學》，刊發(fā)在《美國歷史評論》2001年8月這一期上；第三篇是羅森（Rosen, Stanley）的書評，題為《家庭革命：城市和鄉(xiāng)村的政治、愛情和離婚（1949-1968）》，刊發(fā)在《美國歷史研究》2002年12月這一期上。僅就論文題材所涉及的時代而言，中國當代文學所占比例是3∶83，約為千分之三的比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在美國學術界的比重可見一斑。

表1排名第二位的是《亞洲研究學刊》，收藏圖書館數(shù)量達到1069家。該刊屬于是美國密歇根州的亞洲研究協(xié)會（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的會刊。亞洲研究協(xié)會是一個非政治性、非營利性的學術機構，目前在全球擁有近萬名會員，是此類研究機構中規(guī)模最大的一家。亞洲研究協(xié)會有一個享譽世界的《亞洲研究文獻目錄》，學術界使用率很高。除文獻目錄之外，另外一個著名的出版物就是這份《亞洲研究學刊》。自1941年開始出版，迄今已有70多年的歷史，主要刊發(fā)亞洲研究中的經(jīng)驗研究與跨學科研究的成果，涉及的學科領域包括文學、藝術、歷史、社會科學和文化研究等；研究地域涉及中國、亞洲內(nèi)陸、東南亞、東北亞、南亞等重點研究地區(qū)。該刊有高品質(zhì)的書評，也關注新興的研究話題，在亞洲研究學界享有較高的學術聲譽。但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論文，被北京師范大學收入《新世紀國外中國文學譯介與研究文情報告》的當代文學研究篇目下的，在2001-2003年僅有5篇左右，研究內(nèi)容涉及市場經(jīng)濟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沖擊、中國當代文學中的男性氣質(zhì)（主體性研究）、中國當代戲劇、當代電影研究等內(nèi)容，與《美國歷史評論》的學術定位十分相近。

《美國歷史評論》和《亞洲研究學刊》的學術傾向，代表了美國綜合性學術刊物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態(tài)度。這種邊緣化的學術定位，在一些專業(yè)文學研究的學術期刊中同樣如此。

以收藏圖書館數(shù)量排在第三位的《比較文學》為例，主辦者是美國比較文學協(xié)會、美國現(xiàn)代語言協(xié)會、美國俄勒岡大學，出版單位是美國杜克大學出版社。該刊1949年創(chuàng)刊以來，刊發(fā)該領域最為優(yōu)秀的學術論文，探討比較文學史和比較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方法等比較前沿問題，關注各國文學思潮，享有極高的學術聲譽。被北京師范大學收入《新世紀國外中國文學譯介與研究文情報告》的篇目，在2001-2003年約有3篇學術文章，一篇是李磊偉（Li, David Leiwei）的《如果不止步，我們將為什么？二嫫眼中的中國與全球化的終結》，刊發(fā)在2001年冬季號的《比較文學》；第二篇是魯本斯?瑪利亞（Rubins, Maria）的《跨文化對話：朱迪斯?戈蒂埃（Judith Gautier）和古米洛夫（Nikolai Gumilev）對中國詩歌的改寫》，刊發(fā)在2002年夏季號的《比較文學》上；第三篇是顧明棟的《文學的公開性：跨越中西文學思想鴻溝的橋梁》，刊發(fā)在2003年春季號的《比較文學》上，基本上是每年一篇。

總體上看，表1中相對較為專業(yè)的文學研究期刊從數(shù)量上、影響力等方面遠不如綜合性的期刊。如美國現(xiàn)代語言協(xié)會主辦的《東西方文學》，收藏圖書館數(shù)量為305家，排名第9位。美國杜克大學主辦的《東亞文化批評》收藏圖書館數(shù)量為300家，排名第12位。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主辦的《中國文學》收藏圖書館數(shù)量為239家，排名第13位。與中國當代文學幾乎同步發(fā)展，譯介和研究中國當代文學最多的雜志之一，香港中文大學《譯叢》收藏圖書館數(shù)量為227家，排名僅為15位。曾經(jīng)被國內(nèi)多位學者作為歐美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窗口之一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與文化》，由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主辦，但收藏圖書館數(shù)量為191家，排名第18位。這5種雜志收藏圖書館數(shù)量的綜合僅為1262家，僅僅相當于《美國歷史評論》一本雜志（收藏圖書館家數(shù)為2007家）的一半多。

無論是綜合性學術期刊，還是專業(yè)文學研究期刊，中國當代文學在歐美學術期刊中分量都不高，這種現(xiàn)狀反映的是歐美學術界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邊界模糊的學術特征。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邊界模糊的歐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與其說是文學研究方法的一種豐富，倒不如說是中國當代文學在美國學術界處于邊緣化地位的一種表現(xiàn)。中國學術界甚至曾經(jīng)誤認為是一種跨學科的研究方法，重視文學藝術與語言、神話、宗教、歷史、科學關系的研究，并把這種方法引進到國內(nèi)文學批評之中3，其實這是歐美學術界對于中國當代文學所具有的西方中心主義態(tài)度的一個具體體現(xiàn)。

這個判斷可以日本學術界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傾向上得到相反的證明。日本學術界不僅翻譯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數(shù)量多，學術期刊專業(yè)，還且還有單一中國當代作家的研究會。如2008年日本學人就組建了“殘雪研究會”，發(fā)行《殘雪研究》會刊，截止到2012年已經(jīng)發(fā)行了4期。如對于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有白居易研究會，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有魯迅研究會、老舍研究會、聞一多研究會、郭沫若研究會，這是中國文學在日本學術界、研究界具有重要學術地位的一種體現(xiàn)，也是中國文學在日本具有廣泛深刻的文化影響的一種標志。與日本相比，歐美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顯然還相差一個檔次。

接受屏幕下的《解密》：“炒作”“杜撰”

一部文學作品世界影響力大小，首先會體現(xiàn)在主流媒體的報道數(shù)量上。筆者近些年一直密切跟蹤歐美主流媒體上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報道情況，長期負面報道為主，正面批評罕見。西方主流媒體的接受屏幕，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對外傳播一個無法突破的屏障。其中西方主流媒體對于《解密》的報道，就是接受屏幕影響下的典型案例。

《解密》英譯本在2014年同時在倫敦、紐約推出，在英國出版機構為企鵝所屬的艾倫萊恩（Allen Lane Books），美國出版社為斯特勞斯吉魯出版社（Farrar, Straus and Giroux）出版。當時的企鵝出版社為該書精心設計了最為密集的宣傳推廣活動。具體計劃、安排如下表（表2）。

表2  麥家《解密》英文版的海外推廣活動一覽表⁵

由表2中的活動主題、海外推廣時間密度可以發(fā)現(xiàn)，在中國當代文學體裁的系列作品中，《解密》是近些年來能夠在歐美主流媒體上曝光度較高的部分作品之一。

受到歐美主流媒體對于《解密》的高度關注影響，在2014年之前很少關注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拉美文學出版界，主動聯(lián)系相關機構。西班牙行星集團率先簽約。西班牙行星集團一次開機印刷冊數(shù)就超過3萬冊。在2014年《解密》西班牙文版面世時，邀請麥家本人去拉美諸國，其中107家西語媒體采訪了麥家。據(jù)麥家本人介紹，他在墨西哥的公交車上都看到了有該書的廣告。這種宣傳力度在此前的中國當代文學界是空前的。

圖1至圖4是關于《解密》的拉美西班牙語媒體報到部分截圖4。根據(jù)筆者2014年6月份至12月份的統(tǒng)計，麥家《解密》一書在整個西班牙語媒體上的曝光次數(shù)多達40次，圖1至圖4的兩份拉美國家媒體報道，顯示了這本書在西班牙世界的熱度。中國當代文學作家在西班牙語圖書市場上如此大規(guī)模的曝光，這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第一次。

但是綜觀歐美英語主流媒體以及拉美西班牙語媒體，對于《解密》報道的主題、報道語境、報道主旨分析，均存在十分明顯的“炒作”“杜撰”的傾向，西方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接受屏幕十分明顯。這突出體現(xiàn)以下兩點：

（1）將這部小說與斯諾登事件聯(lián)系在一起。美國中情局員工斯諾登2013 年的爆料事件，使一貫標榜自由、人權、公正的美國主流輿論界顏面盡失，美國很多普通民眾對于美國相關文化機構的權威性逐漸失去了信任。此時推出中國當代作家的同類性質(zhì)小說，歐美媒體借助斯諾登事件來宣傳推廣《解密》，吸引歐美社會的普通讀者對于情報、監(jiān)聽等作品的興趣，固然是為了加大市場銷售力度的目的，但也有借機抹黑中國政府的嫌疑。

如《紐約時報》2014年2月20 日刊發(fā)的麥家專訪中，就特別提到，“隨著斯諾登新聞事件的發(fā)生，美國情報部門對全世界大規(guī)模實施監(jiān)視、偵聽這一聳人聽聞的事件公之于眾后，人們對麥家的作品頓時又有了新的認識和感受，其現(xiàn)實意義不容置疑”，“這在一黨執(zhí)政的國家尤其明顯，如中國，政府當局有無可爭議的洞察人們生活的權力”6。言外之意已經(jīng)把《解密》小說中呈現(xiàn)的1960 年代的監(jiān)聽破譯，與斯諾登所爆料的美國中情局對于全世界的監(jiān)聽劃上了等號。英國《每日電訊》在2014 年3 月5 日刊發(fā)的書評中甚至明確認為，“他（指麥家——筆者注）的所有小說都很容易被歸類為間諜驚悚類……麥家的作品在中國可以獲得如此成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和線索，從不同的根源探索當代中國人民的思想模式和現(xiàn)狀”，把麥家的作品看作是當代中國人思想生活的現(xiàn)狀寫照。英國《衛(wèi)報》周刊在2014年4月25日的書評中甚至寫道：“小說以它自己的方式，展示了個體在強大的國家（中國與美國——筆者注）敵對狀態(tài)下難以預知的如密碼破譯的命運歷程。”7

這種生拉硬拽的做法，連作家麥家都感覺到有些詫異。他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說：“他們（指企鵝集團和美國FSG 出版公司——筆者注）給我寄來一堆明信片，要我簽名……我可以感覺到，他們在宣傳上動了很多腦筋，花了不少精力,比如頻繁安排海外記者來采訪我，采訪的有些問題可以說是挖空心思的，比如把我的書跟斯諾登聯(lián)系在一起?！?/p>

（2）為《解密》小說貼上“文革”“紅衛(wèi)兵”等意識形態(tài)標簽。如《紐約時報》2014 年2 月20 日刊發(fā)的對麥家本人的長篇采訪中，就刻意突出麥家本人的家庭經(jīng)歷：“對麥家而言，17 歲從軍是對其不幸童年的一種逃離和解脫。在解放之初，他的家庭有著三重‘污點’……”8《紐約客》主筆Jiayang Fan 發(fā)表在美國《新共和》雜志（2014 年3月25 日）的文章也提到：“1960 年代……而麥家就不幸地出生于這樣的家庭——一個信仰基督教、有財產(chǎn)的、反革命的地主家庭。對幼年的麥家來說，孤獨和遭受排擠早已司空見慣。不過，這也為他創(chuàng)作像他這樣喜歡‘自言自語’的男孩子提供了理想的條件。盡管對于筆桿子的偏愛要明顯大過于槍桿子，但麥家仍然在人民解放軍的隊伍中待了17 年。他在軍中與那些非同一般的情報人員的交往，成了他日后小說創(chuàng)作的素材?！?這種不惜無中生有地強化麥家本人受到“迫害”的身份，顯示了歐美文學批評界面對于中國文學作品時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tài)化闡釋習慣，即歐美學術界、媒體界廣泛存在的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接受屏幕。

對策與建議

西方學術、媒體界對于中國當代文學所存在的接受屏幕，不僅僅對于一些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進行“炒作”“杜撰”的評論，甚至進一步影響歐美跨國出版集團以及歐美圖書發(fā)行渠道、零售書店的選擇傾向。如歐美出版機構專門尋找批判中國社會制度的作品出版，這類由西方文學批評界、出版界、媒體界推出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比比皆是。一些歐美社會的書店以銷售“中國禁書”為榮，甚至不是“中國禁書”也要貼上“禁書”標簽，才好吸引讀者，制造賣點，擴大銷售數(shù)量。這種接受屏幕甚至影響一些中國當代本土作家，在作品中熱衷于聚光民族落后、獨裁、腐朽的社會制度，偏愛暴露中國人的貪婪、嫉妒、自私、狹隘、懦弱、卑怯、懶惰、愚昧的人格特征，對中國人智慧的書寫過分地注重“術”而疏離了“道”，作品里充滿了太多的心計、圈套、手腕與陰謀。這種關于中國當代文學的創(chuàng)作、出版以及銷售傾向的接受屏幕的形成，與歐美關于中國當代文學的國際批評與研究隊伍，一直沒有得到專業(yè)化的發(fā)展有很大關系。因此，中國當代文學必須在文學期刊國際化、文學批評國際化等方面加大力度，以此有效對沖歐美“接受屏幕”的影響，從而構建中國當代文學應有的國際地位。

第一，大力推動中國當代文學期刊的國際化建設。中國當代文學期刊是加大中國當代文學作品國際化傳播與影響的平臺，只有掌握在中國人手中的、具有世界影響力較大的文學期刊，才能有效對沖西方對于中國當代文學“接受屏幕”的影響。

事實上，中國當代文學界已經(jīng)開始了很好的期刊世界影響力實踐。上表1中收藏圖書館數(shù)量排在第四位的《當代世界文學》為例，全世界收藏圖書館家數(shù)為1002家，由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主辦。這本雜志應該是歐美刊發(fā)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最多的期刊之一。該刊由羅依?坦普爾?豪斯（Roy Temple House）創(chuàng)辦于1927年，最初名字為《海外書覽（Book A broad）》，1977年改用現(xiàn)名。該刊主要刊登包括中國在內(nèi)的當代世界各國文學作品，發(fā)表相關作家、作品評論，報道各類圖書出版以及相關學術信息。雜志所屬紐斯塔國際文學獎，從1980年代開始邀請中國知名作家擔任評委，多名中國作家獲得提名候選人。2008年開始設立的紐曼華語文學獎主要推介中國當代作家，莫言、姜戎等都曾獲得該獎項。2007年與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合作出版《當代中國文學》，截止到2017年底已經(jīng)出版了12期，使中國當代作家作品獲得了廣泛的世界影響。從1979年開始，刊發(fā)的論文涉及中國轉折時期的新文學、中國文學的復蘇、中國當代文學走向世界、中國當代女性作家等話題研究。評論的作家有丁玲、田漢、莫言、王安憶、王蒙、余華、馬原、翟永明、北島、張愛玲、聶華苓、哈金、余光中等10。被北京師范大學收入《新世紀國外中國文學譯介與研究文情報告》的篇目，在2001-2003年約有9篇學術文章，每年保持3篇的比例，應該是表1中歐美影響力較大學術期刊中關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較多的一份學術雜志。

在中國將近千種期刊中，2014年開始由國家社科基金出資支持了40多種國內(nèi)較有影響的學術期刊，但是面向世界發(fā)行的有影響的中國英文學術期刊，目前僅有這份《當代中國文學》（英文版）進入了歐美主流世界，這份期刊編輯模式、發(fā)行模式以及成功經(jīng)驗，均值得進一步擴大和推廣。據(jù)筆者所知，這份期刊的資金來源為國家漢辦。因此建議相關部門在充分總結這份期刊的經(jīng)驗基礎上，將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與研究的國際期刊建設列入長期支持項目之中。

值得提出的是，中國當代文學在歐美學術界的邊緣化地位，并不意味著中國古代文學也同樣具有如此命運。以影響力最大的《美國歷史評論》為例，在新世紀3年的時間里刊發(fā)了中國相關論文83篇，其中有80多篇是包含中國當代文學在內(nèi)的中國歷史研究，僅有3篇是中國當代文學的論文，80∶3，這個數(shù)字恰好是中國古代與中國當代的學術分量之比。因此歐美影響較大的學術期刊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邊界模糊特征，值得中國學術界充分關注并深刻反思。這個話題，超出了本文討論的范圍，僅僅在此提出來。以筆者淺見，這是在西方文化主導全世界的時代里，中國當代文學在與西方文論的博弈中放棄了自我建構的理論基礎和邏輯起點，徹底失去文學批評話語權的一個嚴重后果。

第二， 加快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國際話語權建設。

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國際話語權建設，涉及具有中國古典文論的理論創(chuàng)新、涉及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邏輯話語、涉及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國際化人才隊伍建設等諸多問題。因此這個建議實施難度要遠遠高于文學期刊的國際化，但恰恰話語權建設是最為關鍵的，是用文學作品講好“中國故事”的核心。

如果說歐美學術界冷遇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研究邊界模糊，并混雜在中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制度的研究之中的話，那么這種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不專業(yè)化特征，在歐美一些主流媒體則進一步放大為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特征。本文特別整理了《紐約時報》2013年刊發(fā)的與中國當代文學有關的書評，這些書評的選擇、文章的觀點等方面顯示出美國大眾傳媒與美國學術界具有一脈相承的話語邏輯，凸顯了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話語權建設的迫切性。

筆者僅由2013年《紐約時報》涉及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幾篇評論來說明這個問題的迫切性。2013年1月三聯(lián)書店出版了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F. Vogel）的作品《鄧小平時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這部記錄中國改革開放歷史的圖書一出版就受到讀者的熱捧，但《紐約時報》選擇的角度卻是對比三聯(lián)版與香港地區(qū)版、哈佛大學英文版三個版本之間的刪節(jié)問題來討論。在2013年3月21日，刊發(fā)了署名為李慧敏的文章，題為《〈鄧小平時代〉大陸版少了什么？》，隨后在10月21日再次提起這個話題，刊發(fā)了杰安迪的《向中國審查制度低頭，外國作家的艱難抉擇》，11涉及中國新聞出版的管理制度。

2013年3月14日，《紐約時報》文化版上刊發(fā)了署名為廖偉棠的文章，題為《盛世背后，人皆裸命》，介紹的是香港作家陳冠中在2011年出版的名為《盛世》的政治寓言小說之后的一篇新作《裸命》，由麥田出版社在香港和臺灣地區(qū)又同時推出?！堵忝分v述的是藏族青年強巴在內(nèi)地大都市里生活、奮斗的故事，但《紐約時報》的評論文章特別強調(diào)這是一部“演繹了藏族人在中國‘漢族強勢政策’中的生存困境”的作品，同時文章又把小說中虛構的主人翁與微博上流傳的未經(jīng)證實的事件聯(lián)系起來：一位蒙古族青年在15年前被誣認為一樁強奸命案的兇手，其父親到北京上訪又被“維穩(wěn)”。12一篇不足千字的文章，把藏族、維吾爾族、蒙古族等多個民族聯(lián)系起來，文章批評的矛頭直指中國現(xiàn)行的多民族政策和中國治安、維穩(wěn)的制度合理性。

2013年7月15日，《紐約時報》刊發(fā)了署名楊慶祥的文章，題為《出梁莊，見中國》。13評論的是在2013年4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報告文學作家梁鴻的《出梁莊記》。這部報告文學以梁莊人為線索，記錄了梁莊人西到阿克蘇、阿勒泰，西南到日喀則、曲靖、中越邊界，南達廣州、深圳，北到內(nèi)蒙古錫林浩特所發(fā)生的一系列故事。書中涉及身份歧視、戶籍管控、留守兒童、非法傳銷、環(huán)境污染等等社會問題?！都~約時報》的書評文章，通過梁莊人的故事，一再對于中國追求經(jīng)濟發(fā)展所造成的社會問題進行批判和質(zhì)疑現(xiàn)行社會發(fā)展道路。

從《裸命》中的民族政策、治安維穩(wěn)，到《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新聞出版制度，再到《出梁莊記》，雖然書評所涉及的圖書題裁不同，有的是小說，有的是報告文學，有的是報告文學，但《紐約時報》所沿用的觀察方法與學術研究期刊所貫穿的文學研究與歷史、政治研究是一致的，與邊界模糊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具有內(nèi)在一致的邏輯話語，選擇的視角都是站在人性、自由等西方文化價值觀的道德基點之上解釋當代中國社會制度。事實上，《紐約時報》所涉及的民族問題、新聞出版制度、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方式等問題，都不值一駁。中國現(xiàn)行民族政策為中國56個民族文化多樣性發(fā)展提供了法律與制度層面上的保障，中國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經(jīng)濟發(fā)展不平衡問題都是發(fā)展過程中的問題，比之美國曾經(jīng)強取豪奪印第安民族等少數(shù)族裔生存空間要偉大、文明得多，而且性質(zhì)根本不同。有關中國社會發(fā)展方式過于偏重經(jīng)濟發(fā)展，強調(diào)GDP的缺陷同樣如此，而且都已經(jīng)開始調(diào)整。有關中國現(xiàn)行新聞出版制度，是中國適合自身發(fā)展道路的一種歷史選擇，況且2013年中國出版的圖書品種總量已達到40萬種，文學大約占1/4左右，其中引進版依然超過1.5萬種以上，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出版大國，中國文化的包容性與開放性歷史傳統(tǒng)世人皆知，也是現(xiàn)有新聞出版體制改革所帶來的成果?！都~約時報》單單挑選這幾種圖書作為評論，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思維特征已經(jīng)十分明顯，而且話題所涉及的敏感性已經(jīng)遠遠超出了文學批評和學術研究的范疇?！都~約時報》的話語邏輯就是，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解釋與評價，如果不與中國現(xiàn)行社會制度相結合的話，仿佛就失去了話題性、新聞性，就無法引起西方普通讀者的關注和閱讀興趣。這種話語邏輯，可以在美國的《華爾街日報》、英國的《衛(wèi)報》、德國的《明鏡》周刊、法國的《快報》等歐美主流大眾傳媒中一再得到發(fā)現(xiàn)。因此，這種由歐美學術研究中將文學與中國政治、歷史、文化結合的學術話語，演繹到歐美大眾媒體中將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與當代中國社會制度、社會問題捆綁的傳播邏輯，已經(jīng)成為包含圖書出版、報刊雜志、影視媒體在內(nèi)的歐美大眾傳媒之間通行的一個潛規(guī)則。

總之，由歐美學術期刊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邊界模糊的學術研究傾向，再到《紐約時報》所代表的歐美大眾媒體對于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強列意識形態(tài)特征，都無不顯示了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當代文學在歐美世界的翻譯與傳播，陷入了西方學術界、輿論界、出版界共同構成的意識形態(tài)的陷阱之中，形成了一股無法沖破的“接受屏幕”。突破這個困境的核心是重新掌握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話語權。

中國文學界從1980年代開始擺脫“文藝為政治服務”，而熱衷西方文論的引進和吸收，導致中國本土的文學理論日漸式微，甚至中國優(yōu)秀的古代文論也喪失了影響力。這樣一個歷史后果就是今天中國當代文學在對外翻譯出版、傳播的時候，類似中國當代文學走向世界的邏輯起點，中國當代文學與歐美文學、拉美文學等世界文學相比，具有哪些不同的內(nèi)涵與特征等這樣一系列基本問題都成為難點，中國文學批評話語權喪失的現(xiàn)狀可見一斑。因此，中國當代文學要在世界上產(chǎn)生更大的影響力，必須重新開始基于中國本土化的文學理論重建，掌握中國文學批評話語權，才是中國當代文學在世界傳播的核心與關鍵。而這已不僅僅是中國文學傳播媒介增強國際化傳播能力的問題，而是涉及中國學術界基于自己優(yōu)秀歷史傳統(tǒng)的本土化學術創(chuàng)新的大問題。

因此建議相關部門充分重視文學批評話語權建設，在國際上開展中國當代文學國際批評研究的會議、論壇，特別是遴選一批優(yōu)秀文學批評家，與歐美高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機構、專業(yè)中國研究機構等共同舉辦能夠充分反映中華民族文化中的剛健有為、自強不息、崇尚和平、重義輕利、俠肝義膽、大愛無疆等優(yōu)秀品性的文學作品，在相關國家、地區(qū)翻譯出版后同時舉辦座談會、研討會和國際性論壇，推動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國際化步伐。唯有如此，才能逐步?jīng)_破西方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接受屏幕，使中國當代文學獲得應有的國際地位，并真正成為世界各族人民了解21世紀中國社會發(fā)展面貌的一個真實窗口。

注釋：

1檢索時間為2018年3月，圖書館收藏標準為30家以上圖書館。

2劉洪濤、黃承元：《新世紀國外中國文學譯介與研究文情報告》（北美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15—323頁。

3童慶斌：《中國古代文論的現(xiàn)實意義》，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頁。

4圖片來源：麥家工作室提供，數(shù)據(jù)截止到2014年12月。

5數(shù)據(jù)來源：麥家工作室提供，數(shù)據(jù)截止到2014年12月。

6 8資料來源：紐約時報網(wǎng)站https://www.nytimes.com，2014年2月20 日。

7 資料來源：衛(wèi)報網(wǎng)站https://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14年3月5日、4月5日。

9 資料來源：新共和雜志https://newrepublic.com，2014年3月25日。

10 劉江凱：《認同與“延異”——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接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46-148頁。

11資料來源：紐約時報網(wǎng)站https://www.nytimes.com，2013年3月21日，10月21日。

12 資料來源：紐約時報網(wǎng)站https://www.nytimes.com，2013年3月14日。

13 資料來源：紐約時報網(wǎng)站https://www.nytimes.com，2013年7月15日。

[作者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國家新聞與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