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向網絡小說“借鑒”什么?
編者按
21世紀已經過去20年。這20年里,我們越來越多地使用“高速”、“加速”、“劇烈”、“驟變”、“創(chuàng)新”、“多樣”來描述世界的變化、生活的變化。文學也一樣,從創(chuàng)作思潮到門類、題材、風格、群體,包括文學與生活、文學與讀者、與科技、與媒介、與市場的關系等等,都發(fā)生著深刻的變化,如何認知、理解這些變化,對于我們總結過往、思索未來都有重要的意義。為此,中國作家網特別推出“21世紀文學20年”系列專題,對本世紀20年來的文學做相對系統的梳理。
我們希望這個專題盡量開放、包容,既可以看到對新世紀20年文學的宏觀掃描、理論剖析,也可以看到以“關鍵詞”方式呈現的現象或事件梳理;既有對文學現場的整體描述,也深入具體研究領域;既可以一窺20年來文學作品內部質素的生成、更迭與確立,也可辨析文化思潮、市場媒介等外部因素與文學的交互共生;既自我梳理,也觀照他者,從中國當代文學延展至海外華文文學和世界文學,呈現全球化加速的時代,世界文學之間的相互影響與異同。
從文學史意義上來說,20年看文學或許略短,難成定論,難做定位,但文學行進過程中這些適時的總結又非常必要,它是回望,更指向未來。
(中國作家網策劃“21世紀文學20年”專題文章即將陸續(xù)推出,敬請關注)
經過二十多年發(fā)展,網絡文學已成為當代中國重要的文學現象。它擁有海量的讀者,廣泛的閱讀量,強大的資本吸納與文化產業(yè)轉化能力。電子閱讀的媒介轉換,使得網文相對傳統文學成本更低廉,生產更迅速,傳播與交流更快捷,網絡文學吸收國外類型文學元素,強化對中國通俗文學傳統、古典傳統與新文學傳統的鏈接,也形成了對當下生活的想象力和知識能量的爆發(fā),從而使得網文的容量擴展驚人,時空視野闊大。與之相對的,則是網絡文學在藝術上的探索,吸收通俗文學、精英文學和后現代文化多種營養(yǎng),形成了數百萬字“超級文本”的存在??梢哉f,網絡文學對精英文學及其背后的文學出版業(yè),都造成了很大沖擊,也形成了反思參照的樣本。那么,我們可以向網絡文學“借鑒”些什么呢?
這是個容易引發(fā)“爭議”的話題。在網文界看來,不僅中國古典文學,且起源自“五四”的“現代文學”,都被命名為“傳統文學”。希爾斯在《論傳統》中感嘆,啟蒙運動之后,“傳統”的名聲“江河日下”。這種不斷以“傳統/創(chuàng)新”區(qū)隔的思維,其實依舊來自現代文學。“點擊量”、“訂閱量”、資本轉化率,似乎成為衡量網文價值的最高標準;另一方面,精英文學領域,以平等寬容態(tài)度看待網絡文學,討論小說背后的文化因素與社會含義,研究借鑒其優(yōu)勢之處,也是比較匱乏的。我們更多看到“網文百分之九十九是垃圾”這類判斷。即使網文研究界,認為網文與純文學可“溝通互補”的學者,也是“非主流”。很多學者追隨網絡產業(yè)的定義,更強調自身“媒介特殊性”,無疑更加深了這種隔閡。
為何純文學創(chuàng)作對網絡文學的“借鑒”,有其必要性?
范伯群認為,中國現代文學應是“一體兩翼”狀態(tài),五四新文學與通俗文學,成為互相平衡的“展開的翅膀”。文學史經驗證明,對通俗文學形態(tài)的吸納與轉化,也是精英文學發(fā)展的必要資源。比如,施克洛夫斯基指出,契訶夫將滑稽報刊“下品故事”改造成有藝術獨創(chuàng)性的“形式完美的作品”。巴赫金則認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復調小說”得益于不高雅的“歐洲驚險小說傳統”。錢鍾書的《圍城》,我們能看到“流浪漢小說”的影響。賈平凹的《廢都》對狹邪小說的化用,《林海雪原》對英雄傳奇的模仿,都是明顯的例子。從發(fā)展軌跡看,文學發(fā)展會經歷民間俗文學的“文人化”,也就是雅化過程,如唐宋詞、元曲等文類。小說也是這樣。文學的現代轉化中,小說的長度和內容含量,既有利于盈利,更有利于“模擬”生活體驗方式,包含各種復雜意識形態(tài)?,F代中國小說,在接受西方文藝思想基礎上,實現了小說雅化。不同的是,這種雅化脫離中國古代小說傳統。陳平原認為,“五四”現代小說的發(fā)生,是西方文藝移植與小說地位從低向高位移的“合力”而成?,F代小說繼承的主要是“雅文化”,即史傳傳統與詩騷傳統。它與從六朝志怪、唐傳奇、宋元話本到明清章回小說的“中國小說傳統”,有著結構上的“反動”。這也是五四之后,小說“雅俗分野”的結構性因素之一。五四之前,盡管小說地位被不斷鼓吹,但依然是“下里巴人”。五四之后,新文學將“白話”發(fā)明權和定義權搶在手里,并通過文學史、文學教育等諸多手段,將中國古小說傳統打入“俗文學”地位,比如,五四文學家對晚清鴛鴦蝴蝶派小說、黑幕小說的批判,并造成“現代意義”上文類的雅俗分立。
然而,這種“傳統的斷裂”,也造成中國現代小說的“先天不足”,即未能與文類傳統形成良性繼承?!把潘讓χ拧钡淖兓駠跄晔恰把排d而俗衰”的五四文學崛起,其次是40年代趙樹理與張恨水為代表的“雅俗互滲”,再次是20世紀70年代港臺通俗文學興起。就大陸而言,最新的雅俗之變發(fā)生在90年代中期之后、21世紀之初。通俗文學以市場屬性贏得發(fā)展生機,盡管有時也以某種“純文學面孔”出現。80后“青春文學”,女性“身體寫作”,已帶有很強的類型文學氣質。90年代末,網絡媒介產生的文學形式,從北美的中國留學生BBS,發(fā)展到榕樹下、天涯兩大文學社區(qū),再到起點中文網收費模式出現,盛大文學成立,直到閱文集團上市,新媒介引爆通俗類型文學發(fā)展,也很好鏈接了“中國小說傳統”。穿越、玄幻、盜墓、靈異、洪荒等小說類型內容、文化思維,抑或“擬章回”式“網文更新”敘事結構,都有中國小說傳統的影子,閃爍著蒲松齡式的詭異,還珠樓主式的幻境營造,封神演義式的瑰麗傳奇,三國式的歷史權謀設計,水滸式的暗黑底層描述。網文對中國通俗文學傳統的鏈接,也對追著西方文學一路狂奔的純文學界,提供了參考價值。
那么,純文學作者,可以從網絡小說“借鑒”什么呢?
首先,小說在互聯網新媒介語境下的“知識功能增值”,是網文給我們的啟示之一。小說之所以大行于世,與現代印刷業(yè)發(fā)展和啟蒙識字率提高有關。利奧塔在《后現代狀況》中以知識思辨敘事,指稱現代性宏大敘事思維的一個分支。工業(yè)革命時代知識大爆炸,天文、地理、海洋、生物、物理、化學、心理學、金融、政治學各類學科蓬勃發(fā)展,同時影響到了小說的知識容量。小說走出中世紀羅曼斯傳奇,不再糾纏于神秘傳說、宗教秘聞,而是在“內”和“外”在兩個方面,形成啟蒙進步思維。殖民財富想象與冒險刺激,被賦予了現代性味道。十八與十九世紀現實主義長篇小說,尤其看中外部知識描述。比如,福樓拜與巴爾扎克筆下細致逼真的“巴黎社會”。就內在性而言,二十世紀以后的小說走得更遠,意識流小說興起,文學對心理、夢境與幻想的開掘,造就了很多復雜人物形象與多樣敘事形態(tài)。托斯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海明威、君特格拉斯等大師,則致力于將外在知識與內在體驗相結合。然而,卡夫卡、舒爾茨等現代主義先鋒作家身上,內在與外在的分裂對立已異常緊張,也導致了小說空間化等傾向。這種傾向反過來強化文學對現實體驗的索求,甚至出現卡佛這種低詞匯量“藍領極簡主義”寫作。本雅明在《講故事的人》中,就看到了“經驗”貶值的危機。一戰(zhàn)之后,人們不再關心外部世界,走向了內心與世界的對立分裂。現代主義走向內心玄想,反映世界的荒誕與不可知,迷戀語言和敘事實驗。
這種傾向發(fā)展到“拼貼雜糅”的后現代主義,也導致了“文學類型”的萎縮?!邦愋蛯W”甚至歸屬于“通俗文學”標配。“文學類型”發(fā)達,不僅是文體意識變革,更體現著文學反映現實社會“知識變革”的能力。羅燁的《醉翁談錄·舌耕敘引》在“小說開辟”一章分古典小說為“靈怪、煙粉、傳奇、公案、樸刀、捍棒、妖術、神仙”八類,顯示了古代中國人的社會知識及其文化想象。晚清是中國文學類型爆發(fā)期,梁啟超論及“新小說”類型,分為歷史、政治、哲理科學、軍事、冒險、偵探、寫情、語怪、社會等類型。這表現了晚清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巨大知識變化,比如,寫情小說由古典寫情變化而來,又與個性啟蒙有關;軍事小說乃鐵騎、三分等歷史軍事小說發(fā)展而來,又有現代意味;冒險小說與海外殖民有關;科學小說與現代科學知識有關;偵探小說顯示現代復雜人際關系,及邏輯推理的科學思維。
相對而言,現代主義對外在知識發(fā)展不再關心,認為是“過時”的現實主義態(tài)度。西方現代精英文學的類型萎縮,很大程度歸咎于“內在訴求”與“外在知識認知”的隔離阻斷。21世紀,隨著互聯網發(fā)展,出現了新世紀“知識爆炸”,特別是天文、生物、科技、金融、通訊等領域。而我國精英文學的類型變化卻日漸逼仄。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文壇形成的“鄉(xiāng)土—都市”知識形態(tài),已不能反映當下世界的巨變?!班l(xiāng)土”與“都市”依然是文學創(chuàng)作主流類型,并輔之以部分先鋒寫作,而學者小說、諷刺小說、歷史小說,乃至科幻、驚悚、金融等諸多晚清到現代文學時期就有發(fā)展的類型,卻很難有“類型的創(chuàng)新”。更令人憂慮的是,中短篇小說出現新先鋒化傾向,而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出現“史詩”雜糅“后現代”的怪異組合。故事越寫越復雜,敘事越來越晦澀,解構的野心與建構的雄心并存。然而,可讀性越來越差,其對知識性的吸納,不再以“文體創(chuàng)新”與“內容創(chuàng)新”為突破口,而更多表現在“裝置性”知識雜糅與點綴。
與此同時,網絡文學的興起,在知識類型爆發(fā)上形成穿越、軍事、玄幻、科幻、奇幻、國術、鑒寶、盜墓、工業(yè)流、末日、驚悚、校園、推理、游戲、洪荒、競技、商戰(zhàn)、社會、現實主義等數十個令人眼花繚亂的類型或亞類型,這些敘事類型還有互相交叉融合的其他變種。類型繁盛的背后是知識爆炸。這不僅體現了當下社會的知識變革,也表現出中國網文對古今中外知識的“巨大熱情”。比如,孔二狗的《東北往事》、獄中天的《看守所》、哥們兒的《四面墻》等“新社會小說”對底層生活的描寫;齊橙的《大國重工》、任怨的《神工》對中國重工業(yè)發(fā)展的講述,以及何常在的《浩蕩》與阿耐的《大江東去》,對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變革蘊含的巨大社會知識變化,都有著令人敬佩的書寫。中國穿越類型小說,表現出時間上跨越原始社會到未來社會,空間上跨越五大洲七大洋的“新天下視野”。衣山盡的《大學士》對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特別是科舉制度的逼真描摹,實心熊的《征服天國》對中世紀歐洲史的精彩呈現,令人嘆為觀止。就科幻小說而言,咬狗的《全球進化》的“蓋亞意識”、“逆進化”等生物與天文學知識虛構,都很好地將科幻與故事、人物融合在一起。天瑞說符的《死在火星上》,甚至在附錄有數百篇天文、生物、科技方面專著與論文的名單,這都顯示了“新知識”對小說理念的巨大沖擊。
這種“知識對文學的沖擊”,還反映在作者知識背景的分化。網文作者大多出身金融、軍事、醫(yī)學、生物、制造業(yè)等理工科專業(yè),純粹出身文科的很少,即使是文科,也并非文學類,而大多是歷史或社會學科。精英文學則大體延續(xù)新中國成立以來專業(yè)作家培養(yǎng)模式。50后、60后作家群,非文科專業(yè)向精英文學的流入,還是非常多的。比如,統計學出身的張潔,學電力的朱文,軍事彈道學專業(yè)的作家黃梵,商品學和計算機專業(yè)的王小波,其他如張承志的民族學學者身份等。這些非文學背景,都豐富了純文學書寫的知識含量和思維方式。而70后、80后,甚至90后精英作家群,這種知識來源的多樣性弱化了。即使非文科出身的純文學作家身上,我們也看到,現代主義乃至后現代主義文學知識的“強大束縛力”。很多年輕作家深陷現代主義、先鋒文學傳統,迷戀隱晦的哲思與語言實驗,對外部世界知識變化不敏感,也缺乏“突破而出”的能力與勇氣。這無疑值得我們反思。
不可否認,西方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文學形態(tài),與后工業(yè)時代消費主義有關,也與西方發(fā)達國家相對靜態(tài)的代際體驗與地域體驗,包括歷史體驗有關。然而,這種源自戰(zhàn)爭傷痕的現代主義,靜態(tài)生活背后的后現代消費奇觀,與借助網絡媒體與全球化進程進行高速工業(yè)化的“中國文化體”,還有著很多差別。中國飛速發(fā)展的社會現實,超級現代性的豐富性與復雜性,都呼喚著精英文學的變革。特別在長篇小說領域,我們的審美趣味與知識構想,大多受到上世紀90年代到新世紀以來,已經經典化的長篇小說的制囿。知識容量的匱乏,導致經驗的匱乏,也導致長篇小說特有的認識社會功能的衰退。這無疑是越來越嚴重的長篇小說危機的內在因素。當然,不少嚴肅作家也在嘗試借鑒科幻、懸疑等類型,探索新的表現領域,也有不少成功經驗,如李宏偉的《國王與抒情詩》、王十月的《如果末日無期》等新作,就借鑒科幻、末日等知識類型,且融入了深刻的哲學思考。但這些作品,目前總量尚少
其次,網絡文學“想象力”的爆發(fā)。這種想象力的發(fā)展,不僅表現在虛構人與自我的關系,探索人性深度的能力,也表現在虛構與想象人與社會、人與歷史、人與自然、人與宇宙的外在關系的能力。內在性的想象力發(fā)掘,精英文學特別是先鋒文學創(chuàng)造了驚人的成績,而在外部想象,特別是人與外在世界的沖突與和解,人與大世界的故事關系的能力上,則是非常不足。這也表現在精英文學的情節(jié)能力的退化。情節(jié)構造能力是小說基本功,也表現為作家對外在世界的想象性建構。中國有散文小說、詩化小說、哲理小說等諸多淡化情節(jié)的分支,而在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思維下,有意回避典型人物、典型環(huán)境與典型事件的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律令,使得很多作家更熱衷語言實驗、隱喻性詩學營造。但是,在優(yōu)秀的現代主義、乃至后現代主義作品中,我們依然能看到建構情節(jié)、精心構思細節(jié)對一個作家的重要性。在卡佛、麥克尤恩、耶茨、安吉拉·卡特等擅長中短篇小說的現代主義作家筆下,也閃爍著令人過目不忘的情節(jié)和細節(jié)??ǚ蚩ǖ摹蹲冃斡洝吩诩紫x幻覺的“奇情”中見人性常態(tài),科塔薩爾的《被侵占的房屋》中詭異的鬼魂入侵,薩拉馬戈的《里卡爾多·雷耶斯離世那年》的佩索阿與虛構人物的宿命糾纏,也都表現了“情節(jié)”這個古老敘事傳統的強大潛力。進而言之,情節(jié)能力也反映作家體察社會、了解人性深度、想象世界的能力。虛假蒼白的情節(jié),平庸無力的情節(jié),都是作家缺乏社會體驗性、缺乏想象力的表征。
網絡文學追求文本衍生的資本性,情節(jié)想象能力至為重要。很多優(yōu)秀網文,不是簡單追求情節(jié)刺激,而是吸取純文學在敘事視角、敘事聲音與敘事時空構造方面的某些經驗,創(chuàng)造了極為豐富逼真又異彩紛呈的小說世界。天使奧斯卡的《宋時歸》,發(fā)展現代歷史小說情節(jié)模式,繼承了晚清以來王少堂、陳士和等說書藝人,以“巨量情節(jié)”維持敘事時間的通俗小說傳統。它有“無低谷”的全高潮式敘事模式,小說開場就是危機,且有著不斷的危機沖突,以塑造典型人物與歷史情境。作家還發(fā)展了一種“超級情節(jié)”,即以核心事件為焦點,結合多重敘事角度與全方位宏大場景描述,極富閱讀代入感。小說只“汴梁驚變”事件,就寫了20萬字,卻精彩紛呈,令人不肯罷手。夢入神機的《龍蛇演義》是新國術技擊派代表作,情節(jié)構造能力也非常突出。它融合儒道釋傳統與人體科學,結合現代醫(yī)學與技擊技能研究,改變了“金古梁溫”開創(chuàng)的文人新武俠傳統。它的情節(jié)特點在于“奇中有奇”、“以奇寫正”,寫實狠辣,又包含對人體機能的合理想象,在對晚清武俠傳統的復古中,結合現代性自我的理解,創(chuàng)造了令人難忘的情節(jié)。忘語的《凡人修仙傳》、靜官的《獸血沸騰》、魯班尺的《青囊尸衣》等小說,也都有高超的情節(jié)建構。作為深層次探討人性、思考社會與文化的純文學創(chuàng)作,不能單純恢復“以情節(jié)為中心”的狀態(tài),然而,網絡文學情節(jié)構造能力的提升,也值得純文學創(chuàng)作反思借鑒。對情節(jié)能力的再創(chuàng)造,可促使我們反思“近乎無事”,專注于荒誕俗常的現代文學傳統,進而促進我們對“中國故事”的現代主體性的理解。
最后,對網絡文學的“借鑒”,不等于否認純文學存在價值和發(fā)展空間。純文學創(chuàng)作與網文有著很明顯區(qū)別。“雅俗對立”是現代社會文學意識形態(tài)功能與商品功能分離,必然導致的“結構性存在”。比之網絡文學,純文學更易經典化,其“美典”的符號權威價值,是網絡文學難以企及的精神格局,也擁有權威的文學史學術闡釋地位。精美的文字感覺,精妙的藝術構思,細膩生動的描述,與多層次立體化的審美意蘊與思想含量,使之跨越時空限制,加強人類認識社會、反映人生的能力,提供積極的精神滋養(yǎng)與境界提升,塑造民族國家想象共同體意識,也塑造良好的現代人格。相比而言,雖然很多通俗文學可做到雅俗共賞,甚至化俗為雅,但在現代社會文化格局中,由俗入雅,由通俗入經典的過程,還非常困難。
其實,很多網文創(chuàng)作也借鑒了純文學因素。有關網絡文學的調查中,筆者曾問及“哪些純文學作品對網文創(chuàng)作影響最深”這個題目。很多網文作者選擇的都是余華的《活著》《許三觀賣血記》與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這幾部經典小說,除了深刻的思想性之外,其藝術特征上都有一種比較“利于溝通共鳴”的書寫模態(tài)。比如,余華在《活著》《許三觀賣血記》中,放棄先鋒文學敘事空缺與延宕、敘事時序變化等“敘事迷宮”手法,而專注于對“敘事頻率”的改造。其“重復”的敘事手法,比如《活著》的多次死亡,《許三觀賣血記》重復性賣血情節(jié),及敘事聲音的“反復”,符合中國人“重復性敘事”審美心理,如“三顧茅廬” “三打白骨精”等。路遙的小說,最動人之處在于“底層個人奮斗”敘事模式。它充滿了理想主義的浪漫感傷與悲劇的挫折感,又對現實形成有效心理刺激和反思性。這種“底層奮斗”的故事,也出現在當下純文學創(chuàng)作中,但鮮有路遙式真誠的道德態(tài)度與“確認現代自我”的倫理勇氣,反而過分夸大小人物的庸常猥瑣對宏大敘事的消解作用。網文之中,“底層個人奮斗”故事常被賦予“個體神話”象征,被轉化為“廢柴逆襲”心理定式,如“贅婿文”亞類型。同時,它也為“網絡現實主義”提供了內在心理機制,比如《大江東去》《浩蕩》等小說,都有這種“小人物奮斗”的故事。這也符合階層分化情況下,普通民眾尤其是年輕人的特殊心理。
任何藝術門類要不斷創(chuàng)新,都須有“海納百川”的氣度與胸懷??v向關系而言,純文學要積極繼承中國文化傳統,特別是通俗小說傳統;當下借鑒意義而言,純文學應關注網絡小說在新媒介語境下的變化。無論其書寫形式,還是表現內容,網絡文學的變化都可被吸納融入純文學發(fā)展的反思。比如,網絡文學的科幻題材對未來的科學想象能力;網絡文學對中國說書人傳統的發(fā)展,可用來反思純文學“可讀性問題”;網絡文學豐富的類型模式,也可以提高小說“溝通性”。從晚清梁啟超提倡的“新小說”,到五四小說,直到新時期小說,無論思潮流派還是藝術手法與創(chuàng)作思維,純文學創(chuàng)作對西方的學習借鑒,一直是“重中之重”。不可否認,西方文藝思想是中國文學不可或缺的養(yǎng)料,可進入新世紀,在中國不斷探索現代性道路、不斷展現出成功經驗的今天,僅從西方藝術出發(fā)是遠遠不夠的?!熬⒁庾R”也導致很多純文學作家過度追求場域意義“稀缺性”,不斷索求文字難度、文體難度、敘事難度。有的作家,以幾百萬字“大河小說篇幅”書寫故鄉(xiāng)精神史,卻流于混亂意識狂想與破碎拼貼的景觀,甚至完全無法形成有效隱喻性。另一種“逆向的先鋒”,則傾向于以敘事空缺、意義空白,抽空現實所指,將之變成“偽裝現實主義”先鋒寫作。這些“擬現實”“擬隱喻”新先鋒寫作,會加深純文學與大眾的“閱讀隔離”,導致讀者大量流失,也會造成自身的封閉與萎縮。
當然,網文還在發(fā)展過程中,很多特征與規(guī)律有待于學者進行深度研究,也有待于純文學作家進行有效辨析?!熬W絡文學”也存在諸多問題,值得警惕與反思。比如,網絡文學文本,強化小說情節(jié)能力,也造成“升級打怪”循環(huán)敘事的“審美弱化”,及小說語言的粗糙混亂。網絡文學對現實因素的忽略,對游戲性的過度追求,也導致文本缺乏深層審美與思想意蘊,缺乏反復閱讀的“經典意義”。網絡文學必須借鑒純文學經典化質素,走向自身的經典化。由此,范伯群教授所言“一體兩翼”良性中國現代文學格局,才有可能真正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