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文摘錄

我沒見過那叛徒，不知道他長得怎么樣。但如論長相，畢先生絕對與叛徒的嘴臉無緣。我見過他年輕時的照片，但不真切，也無實感。等我見了真人，覺得他雖然已過古稀之年，但依舊不失北方漢子的模樣，敦實的身材，方正的臉龐，配上一副慈眉善目，活脫脫一尊彌勒大佛。只是那臉上的器官安置得稍微緊湊了些，卻也便于說笑時相互照應(yīng)，所以畢先生的笑總是五官齊上陣，七竅總動員，格外迷人。

一

三十五年前，我剛留校那會兒，在文學(xué)界的一次活動中，一位老前輩給我講了這么一個故事：說是1949年全國第一次文代會期間，代表們在會議間隙時，站成一排小便。那時的小便池不是現(xiàn)在這樣的單間，而是沿墻展開的一條水溝，人多了便在這溝邊站成了一條流水線。本文要說的這位詩人，這天也在這條流水線上，是這條流水線上的一個作業(yè)點。做這種事本來是各自為政，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但人都免不了有注意力不集中的時候，偏偏這位詩人旁邊站的一位老兄這時候的注意力就不集中。就在他無意間偏頭朝旁邊溜一眼的瞬間，突然發(fā)現(xiàn)，他身邊站的這個人長得像他曾經(jīng)見過面的一個叛徒，于是便向保衛(wèi)部門報告了。你想想看，在這么重要的會議上，混進來這么一個人，放在平時，也不敢掉以輕心，何況是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的北京（那時候還叫北平），解放戰(zhàn)爭還沒有全部結(jié)束，敵我情況那么復(fù)雜，萬一真的是混進了一個壞人，后果將不堪設(shè)想。上面對這件事自然高度重視，但處置的方法似乎還算平和，沒聽說鬧出什么動靜。到底當(dāng)時采取了什么樣的防范措施，現(xiàn)在自然是不得而知，就是在當(dāng)時，除了經(jīng)辦這件事的人，恐怕也沒有更多的人知道。不過，有一件事是后來大家都知道的，這就是，這個被告發(fā)的詩人，從此就不受重用，在后來一系列政治運動中，又不斷接受審查，卻又查不出個所以然來。到“文化大革命”中，干脆讓他去放牛了事?！拔幕蟾锩焙舐鋵嵳?，依舊是個查無實據(jù)，這才讓這位詩人重操舊業(yè)，該干嗎干嗎，還像從前那樣寫詩作文教學(xué)生。

我說的這位詩人，年紀(jì)大的讀者大約知道就是畢奐午。關(guān)于畢先生的這個故事，坊間雖有不少傳聞，也有不少版本，但見諸正式的文字記載卻不多。即便在有的回憶文章中提到，也大多一筆帶過，或語焉不詳，不敢細說。究其原因，大約有如下幾點：首先，因為這件事畢竟是一個傳說，沒人親眼得見，也不可能親眼得見。其次，是這種事在某些時候比較敏感，不好隨便亂說。再次是，這畢竟不是什么文人雅事，說出去于當(dāng)事人不好。也許是因為這些原因，所以，即便是跟畢先生比較接近的人，也沒有誰去求證，這件事于是就成了一個歷史的謎團。

筆者有幾次也想當(dāng)面問問畢先生，但話到嘴邊，又咽回去了。當(dāng)然，在公開的文字記載中，也不是絕無蛛絲馬跡可尋，有的甚至說得還很直白，比如跟畢先生交往甚深的學(xué)者李輝就說：“五十年代初畢先生在湖北文化界地位頗為重要，曾擔(dān)任參加全國文代會湖北代表團的副團長。在出席會議期間，他上洗手間時，一個人覺得他像一個見過面的叛徒，轉(zhuǎn)身就報告上去。隨后，畢先生便被打入了另冊。從1955年肅反到1957年反右直到‘文革’，從無證據(jù)和結(jié)論，但他卻不再受到尊重和使用。到了‘文革’，他便每天與牛同行，成了真正的牛棚中人。”[1]相對于李輝，畢先生的學(xué)生輩的同事易竹賢、皮遠長則說得比較隱晦：“解放以后，他出席了中華全國文學(xué)藝術(shù)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擔(dān)任中南文聯(lián)、湖北省文聯(lián)、武漢市文聯(lián)、湖北省文化局等領(lǐng)導(dǎo)職務(wù)。1950年調(diào)武漢大學(xué)任中文系教授。到1959年，不知何故他被下放到資料室；‘文化大革命’期間，更進一步‘下放’到學(xué)校農(nóng)場，整整當(dāng)了十年的老‘放牛娃’。”[2]李輝的說法，略去了我所聽到的傳說中的細節(jié)，但卻又有細節(jié)上的問題：第一次文代會并無湖北代表團，畢先生也未擔(dān)任副團長，湖北文藝界的代表屬華中代表團，連團長黑丁一起，總共二十個人，是十個代表團中人數(shù)最少的一個代表團。畢先生列名其中，自然也表示他在“湖北文化界地位頗為重要”。易、皮二先生所記“1950年調(diào)武漢大學(xué)任中文系教授”和1959年“不知何故他被下放到資料室”，則顯然是李輝說的“打入了另冊”，“不再受到尊重和使用”的證明。

今天的讀者也許弄不明白，何以調(diào)任教授，還說“打入另冊，不受重用”，今天不是有許多作家詩人都想調(diào)入大學(xué)當(dāng)駐校作家嗎。這只能說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須知，有一個時期，教育界亦如“廣闊天地”，并不像今天這樣吃香，也不像今天這樣受作家詩人青睞，相反，凡有這樣那樣問題的文化人，多下放到教育界，就像犯了錯誤的干部，大多要下放農(nóng)村一樣。這大約也是想讓他們在教書育人的同時，自己也接受教育。捎帶著還可能有一點惜才的意思，畢竟那時人才匱乏，棄之可惜。更何況畢先生在解放前就當(dāng)過大學(xué)教師，這樣安排，也算是人盡其才。只是這件事，今天想起來也太過滑稽，只聽說長得像某明星的，參加模仿秀，就可以大紅大紫，沒聽說長得像某叛徒的，不管你秀不秀，就活該倒霉。

詩人畢奐午就碰上了這樣的倒霉事。

二

我沒見過那叛徒，不知道他長得怎么樣。但如論長相，畢先生絕對與叛徒的嘴臉無緣。我見過他年輕時的照片，但不真切，也無實感。等我見了真人，覺得他雖然已過古稀之年，但依舊不失北方漢子的模樣，敦實的身材，方正的臉龐，配上一副慈眉善目，活脫脫一尊彌勒大佛。只是那臉上的器官安置得稍微緊湊了些，卻也便于說笑時相互照應(yīng)，所以畢先生的笑總是五官齊上陣，七竅總動員，格外迷人。

那時節(jié)，我與畢先生比鄰而居，都在二區(qū)的教工宿舍，他住下二區(qū)，我住上二區(qū)，所以他總說我是他的高鄰。此前，我與畢先生其實并不相熟，與他相識，全是書緣。我家附近有一家新華書店，門面不大，生意卻好得出奇。經(jīng)過十年浩劫，渴望知識如大旱之望云霓，每到周末，書店門前風(fēng)從云聚，買書的師生往往一早就來排隊。要是到了一批新書，那更是萬眾引頸，人頭攢動。

這天上午，我正站在這書店門前觀潮，卻見一個白發(fā)蒼蒼的老者提著一個買菜籃子，側(cè)身擠進人潮，眨眼間就像龍歸大海，不見了身影。過了一會兒，又見這位老者從人潮中冒出那顆白發(fā)蒼蒼的腦袋，像潛水的泳者浮出水面。不過這回卻沒有入水時的那份靈活，而是懷抱著裝滿了新書的菜籃，艱難地在波峰浪谷中騰挪。見此情景，我趕緊伸出援手，從岸上拉了一把，把他從人潮中拽上岸來。甫一站定，他就笑瞇瞇地望著我說，多謝高鄰搭救。我正感納悶，他又笑瞇瞇地補上一句說，我認識你，你就住坡上，我住坡下，你是我的高鄰。我說，您這么大年紀(jì)，趕這份熱鬧干嘛，沒聽說前些時擠傷了一個老先生嗎。他笑笑說，不是我要趕這份熱鬧，是我要好好學(xué)習(xí)，他要天天向上。我正想問，他是誰，他卻指了指菜籃子里的書，朝我做了一個鬼臉。哦，我明白了，他是說書價天天上漲，頓時覺得這老先生十分可愛。過不了一會兒，我就知道我搭救的這位老先生是誰。因為從我們身邊走過的師生，不停地有人跟他“畢先生好，畢先生好”地招呼著，我猛然想起，他應(yīng)該就是傳說中的畢奐午先生。我做學(xué)生的時候，畢先生雖然沒給我們上過課，但聽過不少關(guān)于他的傳說，也讀過他發(fā)表在詩刊上的詩《初出牛棚告白》，當(dāng)時就很想見見這位傳奇人物，卻始終無緣。我留校不久，畢先生就調(diào)到了新創(chuàng)辦的新聞系，還是沒有見著。想不到今天在這里不期而遇，真是有眼不識泰山，當(dāng)即也改口叫畢先生。畢先生對我的改口似乎并不在意，但我卻分明感到，在他不變的笑容中，有一絲狡黠的微光掠過，如頑童之意外地得著贊許。

把畢先生送到他下二區(qū)的家，出來開門的是一個典型的北方老太太，我想，這應(yīng)該就是師母。后來才知道師母姓趙，聽說原也是大家閨秀，解放前畢業(yè)于北京的一所教會學(xué)校，還彈得一手好鋼琴，但現(xiàn)在卻絲毫也看不出這些歷史的痕跡。師母接過我手中的書，就像接過畢先生從菜場買回的菜一樣平淡，然后轉(zhuǎn)過身去，默默地給書上架。畢先生家所有能擺書的家具，都可稱之為書架，豈止是這些家具，連一級一級的樓梯上，也依次擺滿了書。二樓原用作臥室的房間，也被改造成了一間圖書館，一個個木質(zhì)書架整齊排列，上面的書雖然擺得零亂，但卻比圖書館更顯阿娜多姿。我說，畢先生的書真多呀，師母說，這都是這幾年買的，原來的書都被抄家抄走了。說到抄家，突然想起我聽到的一個故事，說是當(dāng)年來抄家的人，抄走了畢先生的書，還要說，反正你現(xiàn)在也用不著，我們拿去還可以發(fā)揮作用。畢先生后來對人說，這使他想起了他在一本書上看到的一個故事，說是在一次戰(zhàn)斗結(jié)束后，一個士兵失去了一條腿，有個人對他說，請把上面的靴子脫下來給我吧，反正你現(xiàn)在也用不著。畢先生就這樣失去了所有的靴子。

三

要論正規(guī)的學(xué)校教育，畢先生只有中師學(xué)歷，所以，他在學(xué)校讀書的時間不算太長，后來就像高爾基那樣，上的主要是社會這所大學(xué)。說到高爾基，畢先生年輕的時候還真的就像高爾基想到喀山去上大學(xué)那樣闖蕩了一回。與他結(jié)伴同行的，是后來被稱為“西部歌王”的王洛賓（當(dāng)時叫王榮庭）。他們想去光明圣地莫斯科，結(jié)果卻滯留在哈爾濱，住進了一家類似于高爾基筆下的《夜店》那樣的雞毛小店，過了一段流浪生活。就是這段流浪生活，讓他接觸了乞丐、小偷、妓女、苦力、流亡者和白俄浪人等諸多下層民眾，體驗了下層人民的痛苦和掙扎。他的作品集《雨夕》中的小說，對這段生活多有反映。

畢先生雖然學(xué)歷不高，但后來卻被朱自清聘為清華大學(xué)中文系助教，這固然得力于巴金等人的推薦，但也與畢先生中師畢業(yè)后的一段刻苦自學(xué)不無關(guān)系。這段時間，成了“北漂”的畢先生整天泡在北京圖書館，遍覽百科書籍。雖然過的是一口干糧一口水的生活，但卻吸足了知識的營養(yǎng)。他后來又南下武漢，受聘華中大學(xué)，由講師到副教授，直到最后成為武漢大學(xué)教授，靠的就是這份自學(xué)的底氣。我沒聽過畢先生講課，但見過他為中青年教師找資料，做輔導(dǎo)，他曾說過他要做珞珈山上的拾柴人，多撿些枯枝落葉，供中青年教師燒火煮飯，做出美味佳肴。

有一次閑聊，畢先生突然很莊重地對我說，七十歲以后，我就在想一個問題，我已經(jīng)活了這么大歲數(shù)了，再活下去，得給自己找個理由。他后來找到的理由，是他當(dāng)了一輩子教員，有許多學(xué)生和好學(xué)的青年向他提了無數(shù)的問題，有些他解答了，有些他當(dāng)時沒有答上來，或覺得答得不夠好，需要補充和完善，他得在有生之年，了卻這些宿債，這就是他給自己找到的繼續(xù)活下去的理由。這話倘是說說而已，也就罷了，偏偏畢先生真的就把這些沒有答上來或答得不好的問題，都記下來了。那些年，他真的就一條一條地去查找這些問題的正確答案，找到以后，就想辦法給提問的人寄封信去，把正確答案告訴他。這些人雖然大多是他的熟人、學(xué)生，但也有失去聯(lián)系，找不到地址的，或信雖寄到，人卻遍覓不得。這時候，畢先生往往感到十分沮喪，感嘆自己學(xué)養(yǎng)不深，學(xué)力不足，沒能及時滿足別人的求知渴望。有一次，他喜形于色地跟我講到一個建筑方面的問題，說他找了多年，終于在一本書上找到了答案，可惜他把這個答案寄給人家，人家的家人說他已故去多年了。原來畢先生買書，不是為己而是惠人。不是為藏，而是為用。難怪他買的書遍及百科，大約也是因為這個緣故。

愛書的畢先生也有無書可讀的時候。他曾在一封寄友人的“小簡”中說：“卻說我在‘四人幫’的壓制與折磨之下，從事放牧勞動將近十年。又以家中藏書全部喪失，我遂成了一個既無人可談、又無人敢談，既無書可讀、又無書敢讀的癡癡呆呆的放牛老人?！盵3]也許是對剝奪了他的讀書的權(quán)利的一種變相的抗議，我也聽到過一個畢先生佯裝不識字的故事：說是某次政治學(xué)習(xí)，主事人讓他讀報，說，我們當(dāng)中就數(shù)你認的字多，學(xué)問最大，你來讀吧。畢先生接過報紙，倒著拿在手里，半天不出聲。有人提醒他說，拿倒了，他趕緊反正過來，還是沒有聲音。主事者責(zé)問他道，怎么啦，是不認識字呀，還是要擺大知識分子的臭架子。畢先生這才慢悠悠地說，從前我是認識字的，改造了這么多年，還認識字，那我不是一點進步都沒有嗎。主事者無奈，只好呵斥他一頓了事。

四

因為不再做詩人，而做了“放牛娃”，畢先生就對他的名字作了一番改造，加上了一些偏旁、筆畫，把“奐午”改成了“喚?！?。放牛的畢先生決無心境玩文字游戲，這樣改的原因，我想不外乎以下兩點，一是使其名副其實，二是大約也有向過去告別的意思，其實是含有很深的幽憤的。聯(lián)想到他當(dāng)年教中學(xué)的時候，調(diào)皮的學(xué)生把他寫的“午睡”改成“牛睡”，竟一字成讖。一個人的命運總離不了牛的糾纏，有人說這是與牛有緣，但民間有一句俗語叫“做牛做馬”，想想也讓人心酸。

成了“放牛娃”的詩人畢奐午，自然不能寫詩，也不敢寫詩，但他的詩心還在，詩情未泯。白天不能“俯察品類之盛”、亂說亂動，夜晚卻可以 “仰觀宇宙之大”、心游萬仞。深夜，蟲聲唧唧，月暗星稀，牛群在靜靜地吃草，他卻在讀一本“攤開在我們頭上的，‘上帝’用鉆石做成的字，書寫在藍色天空上的宏偉的書”。畢先生把它叫做“天書”。讀這本“天書”，“夜”積月累，不但讓他獲得了許多天文知識，也讓他“常常思索人類對天體的認識過程，試著辯認天象對農(nóng)業(yè)勞動及歲月時間的關(guān)系”。[4]他覺得自己猶如一邊在讀著屈原的《天問》，一邊又在讀著柳宗元的《天對》。古人在隔著時間對話，他與頭上的星空，也在隔著空間對話。他在向星空發(fā)問，星空在對他絮語。命運把他放逐于一個“狹矮的牛棚”，他自己卻開辟了一個“廣闊的天地”。在讀“天書”的同時，他也把他心中的詩行寫在星空之上。康德說，有兩種東西，是他經(jīng)常思考和為之敬畏的，這就是“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也是因為對這“兩種東西”的“思考”和“敬畏”，所以詩人畢奐午雖然自言自己“慢慢地變成了一個木頭一般的呆子，但卻沒有進一步變成瘋子。在幾乎成為精神病的邊沿上，仿佛有一種什么力量控制住了自己?！盵5]

走出牛棚后的畢奐午還能寫詩，也得益于此。

詩人畢奐午走出牛棚之后，寫過三首《初出牛棚告白》的詩，用意在向世人表明：“我尚存活，只是由‘放?！指臉I(yè)為當(dāng)教師了”。也只有到這時候，他才有機會把他寫在星空上的詩謄抄到紙上。他把這些詩稱為“牧歌”，讀著這樣的“牧歌”，除了滿心的苦澀，你很難想象些許的田園風(fēng)光：

我天天趕著牛群，

但我不是那個田莊

或那個農(nóng)場的牧人。

我受著奇怪的懲處，被罰苦役。

夜夜寄宿的牛棚，

就是監(jiān)禁我的牢獄。

在這個“牢獄”里，詩人畢奐午“被逼著自己給自己編造謊言”。每天夜里，“在膝蓋上攤著紙和筆”，“癡呆地、疲困地、長久地/望著那牛棚里潮濕而塌陷的墻壁”。

我見過“文革”中人“被逼著”自己給自己無中生有地編造“謊言”，但不知道畢先生是如何對待他人告發(fā)他的那段顯然也是“謊言”的歷史。是為自己辯護，說自己不是叛徒：自己當(dāng)年同情和支持革命，把自己的家變成地下黨員活動的掩護所，甚至把一點活命的“應(yīng)變費”，也拿去交給學(xué)生地下黨組織，這樣冒著生命危險靠攏革命，為什么要當(dāng)叛徒。說自己錯投了娘胎，不該與叛徒長得太像，可自己根本就沒見過什么叛徒，長得太像，也不是自己的責(zé)任。那能說什么呢，說人家不該告發(fā)自己，那是新中國公民應(yīng)有的覺悟。說這樣的處理太過荒唐，但這荒唐在那年代實屬平常。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欲哭無淚。在漫漫長夜里，詩人畢奐午就這樣對紙枯坐，望著“墻壁上的破洞里露著一角藍天”，“盼著暗夜快快地走完”。

天一亮，我將再隨著牛群，

走出去，

為牛群找一塊青青的草地，

也為我自己

獲得一點點短暫時刻的晨曦。

也只有與牛群在大自然里一同放牧，詩人畢奐午才能得到一點精神的解放，享受一點太陽的溫暖，暫時忘卻滿心的憤懣和悲苦：

天漸漸的亮了

景物的輪廓漸漸的分明了。

菜畦、麥垅、山坡、灌木叢……

還有你身邊的牛群。

初升的太陽

伸出溫柔、寬厚的手掌，

撥開濃重的霧，拂拭著牛背

又撣掉青草上的露。

我親愛的放牧的伙伴啊，

那露珠可是你的淚？

深夜里，幽咽地悲哭，

掛在草葉上的潔白、晶瑩的

辛酸而又苦澀的

一粒粒的珍珠。

五

現(xiàn)在大家都知道畢奐午是上世紀(jì)三十年代著名的現(xiàn)代詩人。畢奐午的詩才是當(dāng)時已負盛名的作家巴金發(fā)現(xiàn)的，也是巴金把他帶上詩壇，介紹給讀者的。畢奐午那時的創(chuàng)作雖然不多，但卻很為巴金所賞識。巴金把他的十首新詩和四篇散文編成一集，題為《掘金記》，編入自己主編的“文學(xué)叢刊”第二集，是該集中唯一的一本詩集。后來，又把畢奐午的幾篇小說、散文和詩，編成一集《雨夕》，列入他主編的“文季叢書”。這本《雨夕》的書稿原本由另一家書店出版，因“八·一三”戰(zhàn)火，流落到巴金手里。巴金不忍心“作者的心血這樣腐爛下去”，就代為訂正字句，交付出版，并為之寫了一篇“后記”。巴金在“后記”中說：“奐午的集子我見到的這是第二部了。八·一三以后我就沒有得過他的音信。從朋友那里也探問不到他的消息。我惦記著他。”[6]可見其情誼之厚?！毒蚪鹩洝泛髞碛质杖胫T如“文化工作叢刊”之類的叢書，聞一多生前所擬《現(xiàn)代詩鈔》備選詩集，《掘金記》亦列名其中，可見其分量之重。

今人評價《掘金記》，認為“這部《掘金記》與何其芳的《畫夢錄》，當(dāng)年都是蜚聲文壇，受到廣泛歡迎的佳作?！盵7]此言不虛。論后來的名聲地位，何其芳自然比畢奐午要大得多，高得多，但何其芳從青年時代“夢中的道路”走出來，卻受過畢奐午的影響。何其芳說“他是一個深思的人，他要在那空幻的光影里尋一分意義；我呢，我從童時翻讀著那小樓上的木箱里的書籍以來便墜入了文字的魔障。我喜歡那種錘煉，那種色彩的配合，那種鏡花水月?！盵8]讀了畢奐午的《火燒的城》中的詩句：“是誰被拋棄于腐朽，熟睡/如沉臥于發(fā)賣毒液的酒家/在那里享受著夢境無涯/歡樂的甜蜜，吻的溫柔誰不期待/但那帶著枷鎖的苦痛的手指/將推你醒來”之后，何其芳深有感觸地對畢奐午說：“是的，我們不應(yīng)該做夢，應(yīng)該如詩中所說，讓帶著枷鎖的苦痛的手，把我們推醒”[9]。畢奐午后來在給友人的書簡中也說：“只記得何其芳在準(zhǔn)備為我選第二個集子時，他說：你的《火燒的城》一出，我也將不再畫‘夢’了?！盵10]

《掘金記》和《雨夕》中確有許多直面現(xiàn)實、金剛怒目的詩。這也是畢奐午詩文創(chuàng)作的主要特色。詩人畢奐午在殘酷的現(xiàn)實面前，從不“畫夢”，在生死存亡的關(guān)頭，敢張金剛怒目。無論是寫農(nóng)村的凋敝、農(nóng)人的困苦，還是寫故鄉(xiāng)的礦工在“懷抱著煤塊的巖石上撞碎”了的幸福，都是如此。即便是遭遇侵略者的炮火，也敢于面對，毫不退縮：

在我們曲折的海岸，

開來了無數(shù)的戰(zhàn)船。

它們將我們的城認作

美好、寬闊、流乳與蜜之樂園，

……

于是戰(zhàn)車開始在我們的郊野馳驅(qū)，

那指向著我們的炮口，

都從容地脫去炮衣。

于是我們被解除了武裝。

我們居室的門戶

此后也須永遠敞開著

一如我們的心房。

而我們卻不曾離開我們的城。

我們正在青春，我們膽敢

坦然地審視那閃爍

在我們頭頂?shù)臓N燦的刀鋒。

艾青說他這首《火燒的城》，保持了他此前所寫的《滅亡》一詩的“情感的深沉和語言的樸素與有力”，刻畫了“土地淪亡的痛苦”和抗?fàn)?。[11]除了這些直面現(xiàn)實、金剛怒目的詩，畢奐午另外有一些詩，如何其芳所說，要在苦難和勞作中“尋一分意義”，讀來也質(zhì)樸雋永，耐人尋味：

一個鞋匠，

以麻縷維系其生命

摸索于人類之足底，

向炎夏走去。

六

畢先生從牛棚出來，“改業(yè)”當(dāng)教授以后，鄰居問他，像他這樣，放牛的當(dāng)教授，工資怎么給，他說，放牛人自古就是有定價的，這價錢就是“百里奚，五羊皮”。他說的是秦穆公用五張黑山羊皮換得了百里奚這個放牛人，百里奚后來成了一代名相，幫助秦穆公成就霸業(yè)。畢先生講這個故事，只是說自己身價不高，并沒有拿自己和百里奚相比的意思。相反，他常常覺得自己拿著一份教授工資，心中有愧。有一次，他很認真地對我說，我怎么也是教授呢，像陳先生這樣的人才是教授。我充其量只是個“侍讀”，或者“侍講”，是侍奉學(xué)生讀書的，是侍候教師講課的。他說的陳先生，是指陳寅恪，隨后又說了幾個“才是教授”的名家。幸好我當(dāng)時還沒有當(dāng)上教授，否則要當(dāng)場愧死。

畢先生落實政策后，生活條件有所改善，最明顯的標(biāo)志，是從蝸居的“牛棚”，搬到一間二層的連體樓房。下二區(qū)有兩排這樣的連體樓房，都是武大的早期建筑，曾住過如蘇雪林、凌叔華這樣的名人。剛好我不久也因為調(diào)到教務(wù)處工作，從湖濱的筒子樓搬到上二區(qū)的一棟小樓里。我說，我用一個副處長換了一套住房，你放了十年牛才分到一處房子，這太不公平了。畢先生笑笑說，那不同，你是自己掙的，我是大家?guī)偷?。他說的大家?guī)偷?，是指有許多人呼吁為他落實政策，改善住房。接著，就跟我講起了我住的那棟樓，曾經(jīng)住過一個名人，就是被魯迅罵為“昏蛋”的徐懋庸。又說了許多徐主政武大時的往事，說，這個人對教授也很不客氣，逼教授下跪，整了很多人。我知道，被逼下跪的教授就住在我隔壁的那棟樓，老先生已八十多歲高齡了，想想當(dāng)年的情景，真讓人不寒而栗。

畢先生心善，不光對人和氣，對動物也有愛心。我的兩個女兒至今還記得畢爺爺家收養(yǎng)了很多流浪貓，一進他的家門，就見這些流浪貓像幼兒園的小朋友一樣，在樓上樓下自由玩耍。有時畢先生和趙師母一人懷里抱著一個，就像西洋畫里的圣母圣嬰，中國畫里的送子觀音，樣子煞是可愛。我的兩個女兒因此常常喜歡到畢爺爺家，跟這些流浪貓一起玩，還領(lǐng)養(yǎng)過一只新生的小貓崽。我們家有些小貓喜歡吃的小魚小蝦什么的，也常常拿去喂這些小貓。畢先生也跟我的兩個女兒成了好朋友。

畢先生的生活十分節(jié)儉，他的工資有一大半都用來買書。我常跟他一起買書，知道他只要是想買的書，從不計貴賤，但平時買菜卻要跟服務(wù)員討價還價。有一次，我看他與菜場的一位年輕的女服務(wù)員發(fā)生爭執(zhí)，上前一問，原來畢先生要買的那顆大白菜上黃葉子太多，畢先生認為應(yīng)該少收幾分錢，服務(wù)員說所有的大白菜價錢都是一樣的，不能少收，最后還是我折衷買下了。畢先生把大白菜放進裝書的菜籃子里，很滿足的樣子。那服務(wù)員卻轉(zhuǎn)身咕噥了一句說，沒見過這樣的老教授，買顆白菜也要還價。我本想回她一句，但望望她年輕的背影，又把話咽回去了。

晚年的畢先生很寂寞，他放牛的時候，除了師母與他相濡以沫，無人敢與他接近，也無人愿與他接近。出牛棚了，來看望他的親朋故舊熱鬧了一陣子，復(fù)如游魚入水，相忘于江湖，只有滿屋子的書，是他不離不棄的朋友。但教學(xué)與科研，又似乎與他這位退了休的教授無甚干系，讓他頗有一種惶惑之感。他曾對李輝說，他這頭牛仍在拉車或推磨，只是年紀(jì)大又笨拙，走不了多遠的路，也推不出多少面粉來了。有一陣子，他常跟我談起“壽則多辱”和“老而不死是為賊”。說他已受過“多辱”，現(xiàn)在是偷了別人的壽在活著，所以是在做“賊”。我開玩笑說，你不是無德之人，不能稱之為“賊”，他說，偷了別人的壽，是大無德，豈謂非“賊”。我那時不了解他的心境，只當(dāng)是純粹的玩笑話。后來聽說他臨終前幾年被前列腺疾病折磨得苦不堪言，才多少能體會一點畢先生所說的“老”、“壽”之苦。佛言，生苦，死苦，其是之謂乎。

關(guān)于死亡，畢先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說，他不愿像豬一樣，“死在汚濁黝暗的地方”，還要忍受那些可惡的狗圍著畜欄吠叫，“發(fā)出深意的譏嘲”。也不愿死于突然襲來的“各種奇異的疫癘、病災(zāi)”。他愿像成熟的果實，“隨著園丁的手沉重地落地”，或像田間的稻粱，讓農(nóng)人脫粒后，“把飽滿的谷粒填進糧倉”。再或者：

像一片綠葉也可以，

承受雨露陽光，日日夜夜，

養(yǎng)育樹干枝條的成長。

工程完了，綠葉轉(zhuǎn)成紅葉的深秋也

來了，

那時，我這衰竭、枯焦，

裸露著葉脈的軀體，

將坦然地隨風(fēng)飄去。

畢先生去世之前，他已經(jīng)成了我的高鄰。我們都搬到了北三區(qū)，前后棟住著，他那一棟離山更近，地勢比我這一棟要高一點。這樣，我們再去書店的時候，他就不必像在二區(qū)時那樣爬坡。那時節(jié)，我總是先看到一個白發(fā)蒼蒼的頭頂露上來，而后才見他的身軀升出地面。只是這時的書店早搬到了校外，被人承包了，已沒了“新華”二字，也不見人潮涌動的景象。

畢先生有子嗣，但似乎不常見有膝下之歡。所以我的兩個女兒放學(xué)之后，常常要到畢爺爺家去玩。平時有什么特別的吃食，我愛人也打發(fā)孩子送過去。每逢大年初一，我必帶著兩個女兒上門拜年。1989年春節(jié)，畢先生示我一冊新出的《金雨集》，是《掘金記》和《雨夕》的合集，也是畢先生一生心血的結(jié)晶。翻開封面，見扉頁上寫著“可訓(xùn)哂（審）正（不可外傳）奐午八九年春”。我自然是得著了一分驚喜，只是不甚明白，畢先生為何要說“不可外傳”。是要我什襲珍藏，秘不示人，還是說他的生平創(chuàng)作不足為外人道，抑或如他的詩所說“坦然地隨風(fēng)飄去”，不留蹤影，我至今不得其解。今人說，畢奐午是現(xiàn)代詩壇上的“失蹤者”。你的“失蹤”，已讓人欲道不得，難道先生連一點雪泥鴻爪也不愿留下，連我寫的這點人生片斷也不可以！

注釋：

[1] 見李輝：《我與“老八舍”的集體回憶》，《南方都市報》2010年4月4日。

[2][7] 見易竹賢、皮遠長：《<金雨集>（重印<掘金記><雨夕>）讀后記》，《金雨集》，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1988年版。

[3][4][5] 見《關(guān)于讀“天書”寄友人——牛棚小簡雜抄》，《金雨集》，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1988年版。

[6] 見巴金：《掘金記·后記》，《金雨集》，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1988年版。

[8] 轉(zhuǎn)引自易竹賢、皮遠長：《<金雨集>（重印<掘金記><雨夕>）讀后記》，《金雨集》，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1988年版。

[9] 轉(zhuǎn)引自馬希良：《老詩人畢奐午今昔記》，《金雨集》，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1988年版。

[10] 見徐魯：《畢奐午，現(xiàn)代詩壇上的“失蹤者”》，《中華讀書報》2010年12月8日。

[11] 見艾青：《抗戰(zhàn)以來的中國新詩》，《艾青全集》第三卷第142頁。

 

 

 

於可訓(xùn)，1947年3月生，湖北黃梅人?，F(xiàn)任武漢大學(xué)人文社會科學(xué)資深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享受國務(wù)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兼任中國作家協(xié)會文學(xué)理論批評委員會委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理論委員會委員，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研究會副會長，湖北省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主席，《長江文藝評論》主編，曾任中國寫作學(xué)會會長，湖北省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著有《於可訓(xùn)文集》10卷，近年來發(fā)表小說《地老天荒》《特務(wù)吳雄》《才女夏媧》《幻鄉(xiāng)筆記》《鄉(xiāng)野異聞》《金鯉》和散文《淡水的詩意》等文學(xué)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