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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熒屏守望者——曾慶瑞
來源:文藝報 | 許 瑩  2018年12月12日08:30

《籬笆·女人和狗》

《北平無戰(zhàn)事》

《北風那個吹》

就在一個月前,年過80的曾慶瑞剛剛完成了向弟子贈書的儀式,這套25卷本、1350萬字的《曾慶瑞電視劇藝術理論集》凝聚了他對中國電視劇60年來風云流變的思索,他將贈書活動命名為“接力”,寄厚望于中青年電視劇從業(yè)者,在“交棒”與“接力”的過程中弘揚薪火傳承的精神,牢記歷史使命感與責任感,為中國電視事業(yè)的發(fā)展貢獻力量。從1965年分配到北京廣播學院教書,到2015年5月門下最后一位博士生畢業(yè),他用整整40年的時間培養(yǎng)了一大批中國電視人才。對于曾慶瑞而言,多年的電視劇教學與理論研究工作本該使他對作品的評論游刃有余,然而無論參加哪一次電視劇研討會,他都沒有絲毫的松弛懈怠,面對電視藝術事業(yè)中存在的某些病態(tài)文藝思潮和劣質文化產(chǎn)品,他的筆桿子很硬,腰桿子很直,老當益壯,不減當年。熒屏守望者需要什么?——良知。

電視劇具有王者風范 要求我們以藝術的方式看待

確定一種電視劇觀念,是一個前提性、基礎性問題。曾慶瑞一直在思考,盡管在國外電視劇發(fā)端比我國早,即美國是在1928年,英國是在1930年,但在那里,電視劇始終只是作為流行的“大眾文化”產(chǎn)品參與社會生活,像美國的肥皂劇、情景喜劇那樣,繁衍生息至今,人們并不把它當作“藝術”看待。在全世界,唯獨只有中國把電視劇作為一種藝術樣態(tài)來看待,因為無論從我國電視劇作品的數(shù)量、質量、創(chuàng)作隊伍、作品影響、受眾范圍來看,電視劇都具有一種王者風范。曾慶瑞曾動情地談到10年前的5·12汶川大地震,誰也不曾想到,“許三多”作為熒屏上新時期解放軍的一個感人形象,成為被困災民呼喚的對象。在四川廣元市的木魚鎮(zhèn),五位女同學被壓在了天花板底下,他們呼喚著“許班長”的名字,等來了解放軍的救援,最終得以生還。“不拋棄,不放棄”,電視劇《士兵突擊》所弘揚的精神鼓勵著災難后的人民相攜前行,在廢墟上重新站立得以新生。曾慶瑞談到,優(yōu)秀的電視劇能夠起到索引與展示的作用,可以供外國人從劇中尋找到我們國民精神的蹤跡,這充分說明它不是一般的娛樂和大眾產(chǎn)品,而是一門藝術。盡管電視劇行業(yè)現(xiàn)存許多問題,但其王者風范依然存在,這是電視劇從業(yè)者、管理者、理論批評者共同努力的結果。

在曾慶瑞看來,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電視劇找到了講什么樣的中國故事、怎樣講好中國故事的答案。例如在中國電視劇的劇作家隊伍里,王朝柱創(chuàng)作的一大批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作品,如《長征》《延安頌》《八路軍》《解放》《太行山上》等,在總體上構成了中國電視劇歷史上一道獨特的風景線;高滿堂創(chuàng)作的《突圍》《常回家看看》《闖關東》《北風那個吹》《雪花那個飄》《鋼鐵年代》《溫州一家人》《父母愛情》《溫州兩家人》《老農(nóng)民》《最后一張簽證》等作品涉及民族、歷史、工業(yè)、商業(yè)、愛情等各類題材,對重要的歷史轉折時期的生活幾乎都有所反映。與此同時,一流的故事離不開一流的表達,曾慶瑞認為電視劇需要運用綜合的藝術語言把故事講得生動精彩,他以電視劇《北平無戰(zhàn)事》為例,談到該劇將“歷史戲劇化”和“戲劇歷史化”高度融合,將“社會史”敘事和“家族史”敘事高度融合,其在語言形式系統(tǒng)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們的電視劇是怎樣在發(fā)展中不斷完善自己的藝術表達的。

看重農(nóng)村題材與軍事題材

關心人民疾苦與精神高原

在曾慶瑞的電視劇研究生涯中,他尤為關注農(nóng)村題材與軍事題材電視劇創(chuàng)作。曾慶瑞談到,在我們中國,革命建國和執(zhí)政興國,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在于解決農(nóng)民真苦、農(nóng)村真窮、農(nóng)業(yè)真危險的問題,即“三農(nóng)”問題。這意味著,如果沒有農(nóng)村、農(nóng)業(yè)的改革開放,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不徹底的,是沒有辦法取得最終勝利的。改革開放的歷史大幕拉開,農(nóng)村情景、農(nóng)民生存狀態(tài)和文化心態(tài)都發(fā)生了些許改變,電視劇藝術別開生面地關注到“三農(nóng)”問題,一批廣受觀眾喜愛的農(nóng)村題材作品躍上熒屏。像韓志君與韓志晨兄弟二人編劇、在上世紀90年代初引起較大反響的“農(nóng)村三部曲《籬笆·女人和狗》《轆轤·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網(wǎng)》,還有《莊稼漢》《秦川?!贰渡窈誊?,以及《情滿珠江》《華西村的故事》等作品展示了農(nóng)業(yè)、農(nóng)村、農(nóng)民的變化,像以《希望的田野》《燒鍋屯鐘聲》為代表的一批作品揭示了改革開放中的“三農(nóng)”矛盾、沖突,更有《外來妹》這樣的作品,通過藝術地演繹農(nóng)民進城打工的故事來探討解決“三農(nóng)”問題的出路。所有這些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本質真實。到了新世紀之初,巴特爾導演的電視劇《城市的星空》,第一次提出了給農(nóng)民以國民待遇的問題。該劇選擇新世紀的新一代農(nóng)民進城打工的故事,將這一代農(nóng)民置放在和城市國民生活的矛盾、沖突之中,造成一種國民待遇不平等的鮮明對比,從而引發(fā)觀眾的深刻思辨。

農(nóng)村戲寫得好的,曾慶瑞推崇備至,寫得不好的,他嚴肅批評,毫不客氣。早年電視劇《別拿豆包不當干糧》參評電視劇獎項時,曾慶瑞當場反對給這部劇評獎,他說:“因為這部劇是18個笑星湊在一起拿中國最弱勢的群體農(nóng)民開涮,農(nóng)民是我們的生身父母,誰家翻上去祖宗三代不是農(nóng)民!”這番話講完后,最終沒有一人投票給這部劇。2010年,文藝評論界著名的“趙曾門事件”更是典型例證。在《鄉(xiāng)村愛情故事3》研討會上,曾慶瑞直指作品沒有寫出當下農(nóng)村的真實面貌,是“偽現(xiàn)實、偽喜劇、偽藝術”。在曾慶瑞看來,理論批評要有擔當,才有尊嚴,絕不能以紅包的厚度決定評論的高度,自己做了市場的奴隸。

軍事題材同樣是曾慶瑞常年關注的對象,在他看來,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精神高度集中于軍人身上。國家富了,軍事強了,文化才能得以提升?!秳P旋在子夜》以后,從較早的《兵車行》《軍魂》《士兵今年十八九》《請軍人放心》等,到后來的《和平年代》《紅十字方隊》等,再到這些年的《突出重圍》《壯志凌云》《鷹擊長空》《炊事班的故事》《士兵突擊》等,這一類電視劇,作品數(shù)量多、質量高、影響大,成為中國電視劇中“弘揚主旋律”主力部隊的一支重要方面軍。改革開放40年來,軍旅題材作品一路走來,一路創(chuàng)新,思想和藝術都不斷顯示新意,其成就日益走向輝煌。在貫徹執(zhí)行“科技強軍”這一偉大戰(zhàn)略方針的新時期,軍事題材電視劇緊扣時代脈搏,《導彈旅長》《深海利劍》《反恐特戰(zhàn)隊》等軍事題材作品更是展現(xiàn)了一幅富國強兵的生動畫卷。

仰望星空

傳承先哲理想追求

康德說,有兩種東西,我對它們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們在我心靈中喚起的驚奇和敬畏就會日新月異,不斷增長,這就是我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黑格爾講,一個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到了王爾德,他甚至說,生活在陰溝里,依然有仰望星空的權利。曾慶瑞將仰望星空視為人類哲學史上一個寶貴的文化思想與傳統(tǒng),這也奠定了他一生的理想追求。

1993年5月,在雁棲湖畔舉行的電視通俗劇研討會上,曾慶瑞響亮地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學術命題——“守望電視劇的精神家園”。他列出了與雁棲湖會議前后諸多論及電視劇文化的通俗性時所發(fā)表的形形色色的觀點,并列出了12個分歧點,歸結起來一句話,就是夸大泛娛樂化而放棄人文關懷。曾慶瑞以反潮流的膽識和勇氣,強烈呼吁要守望電視劇的精神家園。5年后的一次討論21世紀最初10年電視劇發(fā)展的研討會上,曾慶瑞再次公開提出守望精神家園的問題。他告訴記者,“《杭州師范學院學報》的編輯部同仁與我素不相識,會后卻是他們主動約稿,用兩期連載的篇幅發(fā)表了我的長篇文章《守望電視劇的精神家園》,首先喊出了這個口號,舉起了這面大旗。后來我又寫了許多文章,我的學生跟著做這方面的課題,業(yè)界的理論批評家也一起幫著宣傳這個口號,影響力迅速擴大。后來《中國電視》雜志在《中國電視》創(chuàng)辦30周年獎勵30位電視理論工作者時,所頒發(fā)的獎項名稱就叫——熒屏守望者,這一名稱便是從守望精神家園而來。1998年以前,很少有人談精神家園的,現(xiàn)在這個說法很普遍了。這不是我的功勞,我們只是在傳承康德以來人類先哲的一種理想追求罷了。”

面對收視率造假、票房造假、投票造假、打分造假等問題,曾慶瑞表示,去年五部委出臺“電視劇十四條”是電視劇新政時代揭開的首頁,今年4月在寧波北侖召開的全國電視劇規(guī)劃會議,會議指出了電視劇行業(yè)創(chuàng)作五大方向與五大整改內(nèi)容?!斑@是個好事,不怕有問題,就怕我們對問題冷漠、麻木不仁。我們敢于直面問題,敢于把自身不陽光的一面暴露出來并解決它,電視劇的春天還會遠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