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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文藝不能當市場的奴隸
來源:人民日報 |   2017年07月18日07:54

主持人:張 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教授)

對話人:白 燁(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評論家)

王一川(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院長、文藝理論家)

徐沛東(中國音樂家協(xié)會副主席、音樂家)

高希希(中國文聯(lián)主席團委員、導演)

核心閱讀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文藝以產品形式進入市場,文藝工作者不應無視市場、拒絕市場,要認識到市場是文藝傳播的重要途徑,文藝作品可以借助市場機制更為有效地推向社會,更為充分地實現(xiàn)其審美價值和精神價值

●市場具有唯利是圖的特性,一味地遷就市場,隨著市場大潮游走,就可能在追逐流行、追趕時尚中,走向見利忘義,趨于低俗媚俗,使藝術品應有的審美追求與精神追求被忽略、被淡化,最終淪為市場的奴隸

●藝術品具有雙重屬性:既是審美的個性化創(chuàng)造,依賴于個體想象力的自由馳騁,能對社會公眾產生陶冶和提升作用,又是文化產業(yè)生產的商品,需要按市場規(guī)律去投資、營銷和消費,滿足公眾的休閑娛樂需要

●文藝工作者的創(chuàng)作固然不必輕易否定利,但也不能全然為了利,而是應當自覺地讓利服從于義的導引。只有超越了賺錢的短視目標,把目光投向創(chuàng)造優(yōu)質的產品,才能真正和有效地占領市場,而不是成為市場的奴隸

●價值觀的光明帶來故事的光明,價值觀的腐蝕帶來故事的腐蝕,觀眾不會被在浮躁心態(tài)下創(chuàng)作的作品征服,文藝工作者唯有始終抱著對藝術的虔誠之心,不向市場阿諛獻媚,才能創(chuàng)作出經得起人民和時間檢驗的作品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在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許多文化產品要通過市場實現(xiàn)價值,當然不能完全不考慮經濟效益。然而,同社會效益相比,經濟效益是第二位的,當兩個效益、兩種價值發(fā)生矛盾時,經濟效益要服從社會效益,市場價值要服從社會價值?!蹦懿荒苷_認識和處理兩個效益、兩個價值的關系,能不能過得了市場這一關,是衡量當代文藝工作者的重要標準。

文藝不能被市場牽著鼻子走

張江:如何處理與市場的關系,是文藝發(fā)展最迫切、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在這一問題上,一些文藝工作者偏執(zhí)于兩端,要么拒絕市場,逃避市場;要么唯市場馬首是瞻,對市場投懷送抱,失去了基本的堅守。這兩種取向無疑都是錯誤的,市場既不是洪水猛獸,也不是唯一準則。

白燁:市場經濟對于文藝的發(fā)展,既可能提供積極的幫助,又可能造成消極的影響,其雙刃劍特點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市場經濟在以交換為主、利益為重的前提下,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著作品的接受度和歡迎度。而這種機制與效益,也確實能激發(fā)文化生產主體及創(chuàng)作者的積極性、創(chuàng)造性,通過競爭推動文藝繁榮。另一方面,市場經濟所奉行的以經濟效益為主導,以市場價值為準繩的觀念與理念,又與社會效益、美學尺度構成一定的悖論,這就難免對文藝的創(chuàng)作與生產、文藝的傳播與接受產生誤導,誘使某些從業(yè)者和創(chuàng)作者為獲利賺錢而忽視包括審美價值在內的精神文化價值的追求。因此,正確認識和處理文藝與市場的關系,是當代文藝工作者必須認真解決的現(xiàn)實問題。

正確處理文藝與市場的關系,首先需要認識文藝產品雖然要走向市場,但它絕非一般的商品,它是具有一定商品屬性的精神文化產品。其要義在于它出自文藝工作者的精神勞動,又作用于人們的精神世界。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文藝以產品形式進入市場,文藝工作者不應無視市場、拒絕市場,要認識到市場是文藝傳播的重要途徑。文藝作品可以借助市場機制更為有效地推向社會,更為充分地實現(xiàn)其審美價值和精神價值。但是,市場又具有重利輕義的一面,唯利是圖的特性,一味地遷就市場,隨著市場大潮游走,就可能在追逐流行、追趕時尚中,走向見利忘義,趨于低俗媚俗,使藝術品應有的審美追求與精神追求被忽略、被淡化,最終淪為市場的奴隸。

過好市場關的另外一點,是文藝工作者面對文藝與市場、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難題與關系時,要牢記文藝工作者創(chuàng)造精品、傳承精神的神圣使命,要堅持文藝創(chuàng)作的美學品質與精神內涵,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追求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tǒng)一,這是每一個文藝工作者應有的選擇與基本的堅守。有了這種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才有可能“以深厚的文化修養(yǎng)、高尚的人格魅力、文質兼美的作品贏得尊重,成為先進文化的踐行者、社會風尚的引領者,在為祖國、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實現(xiàn)價值”。

文藝工作者應樹立正確的義利觀

張江:市場對文藝工作者的考驗,主要在于義與利的平衡和取舍。舍利取義固然高尚,但是這不符合市場經濟規(guī)律,也不是文藝發(fā)展的長久之計。經濟利益的獲得,不僅是對文藝工作者所付出勞動的回報,更是文藝創(chuàng)作生產的有效驅動。反之,舍義取利,一切向錢看,將文藝作品降格為一般商品,又違背了文藝作品的根本屬性,對文藝發(fā)展傷害更大。因此,優(yōu)秀的文藝工作者往往是在義與利的平衡與取舍中保持高度理性的那些人。

王一川:在當今市場經濟條件下從事文藝創(chuàng)作,文藝工作者難免遭遇義與利的困擾,需要在義利觀方面保持清醒的自覺。這主要是由于此時的藝術品具有了雙重屬性:既是審美的個性化創(chuàng)造,依賴于個體想象力的自由馳騁,能對社會公眾產生陶冶和提升作用,又是文化產業(yè)生產的商品,需要按市場規(guī)律去投資、營銷和消費,滿足公眾的休閑娛樂需要。假如前者更突出義,后者則離不開利,兩者合在一起就構成了當今藝術創(chuàng)作所不得不頻頻涉及的義利觀。更進一步看,作為文藝工作者的產品的文藝作品,本身在法律上就具有權和利即“知識產權”,而“知識產權”是可以如一般商品那樣買賣、轉讓和盈利的。

義與利,表面看或許相反:前者指行為和事情合乎正義,后者則看重物質利益的獲取。誠然,古代文藝家的創(chuàng)作有時可以完全出于“仁義”或“大義”,不謀求任何物質回報,但在當今市場經濟條件下,文藝創(chuàng)作卻無法與商品資本的邏輯完全絕緣。任何一家文化企業(yè)在投資制作某種藝術品,例如暢銷小說、電影或電視劇之時,必然需要考慮如何回籠資金、回收成本以及盈利,以利于擴大再生產。在這個意義上說,文藝工作者在創(chuàng)作時適當考慮利,無可厚非。不過,假如單純?yōu)槔鴦?chuàng)作乃至唯利是圖,創(chuàng)作之心整個兒掉進錢眼里,那就會走向反面:忘掉責任而只剩下為利了。

要避免見利忘義的極端情形發(fā)生,不妨把文藝工作者的義利觀放到馮友蘭在《新原人》中論述的人生境界四層次說中去重新衡量。在他看來,人生應當有四重境界:第一重是自然境界,人做事時順著自己的本能和習俗;第二重是功利境界,人做事時是“為利”,即為了實現(xiàn)個人利益而行動;第三重是道德境界,人做事時是為社會而非為自己,這是一種“予”而非“取”,即為“義”而非為“利”;第四重是天地境界,人做事時要“事天”,順任或尊崇天地的規(guī)律,屬于人生的至高境界。按照馮友蘭的觀點,這四重境界中的每一重都是個體人生不可或缺的,但真正的“賢人”“圣人”來自個體由低到高的逐步上升過程。我們既不能為了高級境界而簡單地否定低級境界,也不能單純地沉溺于低級境界的滿足而遺忘向著高級境界的不懈攀登。重要的是,人生的意義來自不斷地從低到高的超越或上升過程。由此看,文藝工作者的創(chuàng)作固然不必輕易否定利,但也不能全然為了利,而是應當自覺地讓利服從于義的導引:必要的利的獲取,既是為了收回創(chuàng)作成本,也是為了擴大藝術再生產,同時還是為了社會群體利益的滿足(比如通過藝術形象揭示社會生活的深層規(guī)律等),而這樣的利就與義豁然貫通了。

魯迅在上海時期的主要經濟來源有稿費、版稅、編輯費與兼職所得,但這些“利”并沒有成為他寫作的目標本身,而是一方面幫助他擺脫了自己一生最鄙棄的“幫忙”與“幫閑”的窘境,保持個體人格的獨立性和一貫的社會關懷立場,另一方面又可用于慷慨幫助蕭軍和蕭紅等一大批年輕的作家。魯迅的實例表明,讓利接受義的導引或者為義服務,應當成為文藝工作者的自覺的義利觀。

不為利所動要有定力

張江:當前文藝發(fā)展的主要矛盾是一些創(chuàng)作者見利忘義,把市場當成了風向標、指揮棒,一味跟著市場跑,缺乏應有的定力。所謂定力,就是在內心深處始終安放著自己從事文藝創(chuàng)作的初心,任爾東南西北風,我自巋然不動。更進一步,保持定力還體現(xiàn)在,不僅不追逐市場、遷就市場,而且要引領市場、改變市場。文藝工作者要有這份雄心壯志。

徐沛東: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lián)十大、中國作協(xié)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對文藝工作者提出四點殷切期望,談到第四點希望時,特別強調文藝工作者“要珍惜自己的社會形象,在市場經濟大潮面前耐得住寂寞、穩(wěn)得住心神,不為一時之利而動搖、不為一時之譽而急躁,不當市場的奴隸,敢于向炫富競奢的浮夸說‘不’,向低俗媚俗的炒作說‘不’,向見利忘義的陋行說‘不’”。這些涉及如何認識和對待文藝與市場關系的重要論斷,言簡意賅,至當不易,對廣大文藝工作者面對市場的誘惑和沖擊時,保持清醒的頭腦,采取正確的態(tài)度,有重要的指引作用。

實際上,在當前的文藝領域,文藝與市場,已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這種境況下,如何做到“常在河邊站,就是不濕鞋”,不為利益和名譽所動,文藝工作者自身的心態(tài)與定力至關重要。

從音樂界的情形來看,《2016中國音樂產業(yè)發(fā)展報告》顯示,2015年,我國音樂產業(yè)總產值首次突破3000億元,超過動漫、游戲,成為文化娛樂行業(yè)的增長亮點。但仔細分析,不難發(fā)現(xiàn),產業(yè)化道路對音樂發(fā)展來說是一把雙刃劍。產業(yè)化道路促進了我國的音樂分工更加細致,演唱會、唱片業(yè)、影視音樂等各種形式,都成為音樂產業(yè)發(fā)展的重大商機。然而,在這樣的發(fā)展過程中,音樂被包裝得越來越花哨,音樂產品的包裝甚至已經超過音樂本身。音樂是文化產業(yè)的重要支柱,是重要的精神文化產品,但過度產業(yè)化把音樂定位在“商品”的概念上,音樂的制作和推廣以追逐利潤的最大化為追求,便會背離音樂的初衷與歸宿。

如何處理好藝術與市場的關系,從行業(yè)的層面看,應盡快建立行業(yè)規(guī)范,讓創(chuàng)作者在合理合法的環(huán)境下公平競爭,提高創(chuàng)作者的積極性;另一方面,需要包括音樂創(chuàng)作者在內的文藝工作者,在適應市場的同時,保持應有的理性警惕,堅守應有的美學理念,尤其是在有定見、有定力的前提下,學會借市場之力,而不是一味地遷就和迎合市場。只有超越了賺錢的短視目標,把目光投向創(chuàng)造優(yōu)質的產品,才能真正和有效地滿足市場,而不是成為市場的奴隸。

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的當前意義

張江:每一部文藝作品,無論它訴諸的是色彩、旋律、語言、光影,無論它講述的故事是凄美、哀婉、絕望、振奮,最終,它傳達的一定是價值觀,影響人的頭腦,塑造人的心智,凈化人的靈魂。這是文藝作品與一般商品的最大不同。明晰了這一點,也就明晰了為什么我們始終倡導文藝創(chuàng)作要將社會效益放在首位。

高希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物質文明極大發(fā)展,也需要精神文明極大發(fā)展。文藝作品本身的特性——其傳播之速度、影響之廣度、意義之深度,決定了它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文藝作品在引領社會思潮、促進精神健康、推進理念新變等方面發(fā)揮著重要作用。這就要求文藝工作者始終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經濟效益之上。

近年來,國內影視市場進入迅猛成長期,各路資本紛紛跑步進場,資本市場甚至呈現(xiàn)倒逼影視創(chuàng)作市場的架勢。并購、對賭、保底等金融術語對于影視工作者來說在前兩年還是陌生的詞匯,如今大部分人都已談得頭頭是道。在資本盛宴的滋灌下,行業(yè)亂象叢生:一些作家、導演、編劇一味迎合市場口味而制作低俗、暴力、無腦、粗制濫造的作品,不再用“心”講故事;制片方為獲得某些大粉絲群體的演員,嬌慣出部分當紅演員漫天要價;演員無心提高演技,只專注提高片酬;影視公司瘋搶劇本,以劇本的儲備數(shù)量取代質量獲得更高的公司估值……

價值觀的光明帶來故事的光明,價值觀的腐蝕帶來故事的腐蝕,觀眾不會被在浮躁心態(tài)下創(chuàng)作的作品征服,文藝工作者唯有始終抱著對藝術的虔誠之心,不向市場阿諛獻媚,才能創(chuàng)作出經得起人民和時間檢驗的作品。唯有堅守藝術理想,真心服務人民,真情扎根生活,真誠投入創(chuàng)作,真實反映時代,才能走出方寸天地。讓自己的心永遠隨著人民的心跳動,創(chuàng)作出為人民、為時代謳歌的藝術作品,在為祖國、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

張江:對當代文藝而言,市場這一關躲不過、繞不開,是必須面對的考驗。并且,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化,市場以及由此引發(fā)的資本、利益、格局等一系列問題,會對文藝發(fā)展產生越來越深遠的影響。未來,沒有人能夠置身市場之外。面對市場,文藝工作者的正確姿態(tài),不是抵觸、回避,也不是盲從,而應該是理性對待市場,與它保持一定距離,不是被市場駕馭,而是駕馭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