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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一向是重視創(chuàng)新的,所以雖然歷代都在強調重本(農業(yè)),但是社會、經濟、生產一直還按照固有的規(guī)律往前走,于是才有了漢唐盛世和發(fā)達的文明。只是到了近代,因為一個突然而偶然的事件把我們一下子甩到后面,這個事件就是蒸汽機的發(fā)明和工業(yè)革命。一個半世紀以來,我們英雄氣短,自愧弗如,幾乎一切都在仰仗著西方。在這種情況下,民族固有的創(chuàng)新精神有待喚醒、激勵和扶持。要靜下心來思考如何打破常規(guī),在體制機制和觀念上進行創(chuàng)新。而在思考、研究、試驗和適應的過程中,總需要有一個立足點,我認為,這個“點”就是我們自己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站在這個支點上,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把世界上適合我們的東西拿過來為我所用。
中國正在進入轉型升級的關鍵期,全國經濟正在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結構轉型,原來隱含的風險已經成為現(xiàn)實的多重嚴峻挑戰(zhàn)。主要靠經濟要素投入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必須轉向創(chuàng)新驅動。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適應新常態(tài)、保持戰(zhàn)略上的平常心,在戰(zhàn)術上要高度重視和防范各種風險,早做謀劃,未雨綢繆,及時采取措施盡可能減少負面的影響。當前的主動轉型和調整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戰(zhàn)略性、長時間的決策,因此我們要徹底打消暫時對付難關、忍一忍的心態(tài)。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在戰(zhàn)術上高度重視防范風險,戰(zhàn)略上藐視、戰(zhàn)術上重視,這是我們民族的寶貴經驗在經濟領域里的運用。戰(zhàn)略上藐視,由何而來?由自信而來。這種自信又由何而來?由對我們所走的道路、所秉持的理論和所建立的制度的自信而來。在這三個自信背后,最根本的則是對中華文化的自信,因為那三個“自信”,都根植于民族歷久長新文化的基礎上,任何一個民族文化的特征,最終都體現(xiàn)于對價值的判斷。
任何事物都有多重的價值,至少可以分為經濟、社會、審美和倫理等幾種價值。這里所說的價值判斷主要是指倫理道德的價值。中華文化自古以人為本,把人看成宇宙間種種復雜關系的交集點,把處理好這些關系作為第一要務,處理的原則是“和”,是“中”,不走極端,合作共贏。社會中的個體對他人的態(tài)度則應該是仁、義、誠、敬。孟子說,“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意思是人與禽獸差別很小,就在于有沒有人文。儒家學說400年前傳到了歐洲,從那時候到現(xiàn)在,一直受到歐洲學者和傳教士的稱贊,包括對中國文化頗有偏見的黑格爾也承認孔子關于倫理的教導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