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情的悲劇言說——評話劇《臺北上午零時》

　　近日在北京國家大劇院進行大陸首演的話劇《臺北上午零時》堪稱現(xiàn)代臺灣人的心靈寫照。該劇通過兩代人的悲歡離合，構(gòu)成了一種生存溫情的悲劇言說。劇中彌漫著憂郁哀傷的情緒，恰是來自臺灣民眾內(nèi)心難以言傳的文化心理與情感模式。地理上的孤懸，歷次的屈辱與抗爭，多種文化的交融交鋒，島內(nèi)不斷的紛爭與動蕩，造就了臺灣人特殊的心理特點：心靈上的落寞很難通過身份的認同獲得充實，只能從對現(xiàn)實生活和情感的體認中得到些許慰藉。因此，現(xiàn)實中瑣屑幸福成了生活的本真內(nèi)容與價值。這種特殊的文化心理具體在《臺北上午零時》中，就鑄成了兩層悲劇內(nèi)涵：鐵工廠老板曾有樸素的正義感和對“美好”的執(zhí)著，但在現(xiàn)實生活的極度焦灼不安中變成了潑皮無賴；阿秀曾是柔弱卻能給人以情感寄托的女孩，最終卻變成了煩躁潑辣的老板娘。而年輕一代希望青春美好一些的時候，生活的壓力再次將他們逼上了鐵工廠老板夫妻當年的舊路。不論人們?nèi)绾螔暝�，生活仿佛是一個魔咒，不斷重復循環(huán)著。個體生命被迫向時代洪流屈服，生活自身的集體無意識無情地擊碎了每一個感性生命的夢想。

　　該劇的第二層悲劇內(nèi)涵更感人。在飛速發(fā)展的現(xiàn)代社會，兩三代人命運軌跡的輪回，無疑是對社會的戲謔與嘲諷。無論是阿榮的殺人行為，還是他和妻子之間的心靈隔閡，都印證著他是鐵工廠老板的復制。當終場將近，阿玲的兒子上場，這種“復制”在戲劇中再一次被揭示出來。鐵工廠老板飽受生活的壓抑，成了“異化”的殉難者，但同時也是下一代苦痛的制造者。他所代表的“異化”不論遭到怎樣的反抗，始終主導著現(xiàn)實生活；人們看不到盡頭，只有通過選擇對人情人性的回歸，才能獲得心靈的溫暖。

　　在《臺北上午零時》中，劇作的戲劇結(jié)構(gòu)細膩緊湊，完整合理，尤其是伏筆的運用和意味的積累，巧妙且韻味悠長。三個男主人公在憧憬美好未來、各訴心曲時做出了不同的人生決斷，其后體驗了不同的生命歷程，卻獲得了相同的價值歸宿，反映的是深層文化對不同人格的微妙整合。阿榮所代表的是對感性生命的極端執(zhí)著，卻因為這種執(zhí)著而忽視了身邊朋友的心意，阿嘉也因此受傷，不幸隨之而來。阿生則是理性的代表，對自我的隱忍克制，使人生決斷總與心中的祈望背道而馳，他沒能成就最初的愿景，而是成為記者，從職業(yè)到心靈都終生漂泊無定。只有阿嘉，連被打破了頭都不反抗的人，卻能夠正視本心，從容堅守，在生活的屈辱中積攢起點滴幸福，在心靈上獲得安寧。因此，尾聲處，阿榮、阿生、阿玲坐在一起，而阿嘉則隱而不現(xiàn)，其意味是戲劇情感向阿嘉所代表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心理與情感模式的回歸。故事結(jié)束了，悲劇情緒也隨之消散，人們獲得的是對生活本質(zhì)的透徹領(lǐng)悟。在一定意義上說，正是在這種悲劇言說中，生命的溫情得到了洗禮和升華。

　　沒有精神的故鄉(xiāng)，卻要堅定地活下去，還要用溫情來使人情人性和社會現(xiàn)實得到改變，一點點地美好起來。這是溫情的力量，也是《臺北上午零時》的藝術(shù)魅力所在。

　　(作者為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戲曲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