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霖：論政治／性在《漫水》中的歷史建構功能

　　《漫水》中的小說大多數(shù)都是書寫文革時代的鄉(xiāng)村故事，因而這些小說流露出濃郁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氣息。所謂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是指意識形態(tài)的政治性。換言之，當小說作者試圖回憶與重構他所經(jīng)歷的那段歷史的時候，其意識形態(tài)性通過對政治話語的彰顯而體現(xiàn)出來。而在《漫水》中，政治話語又與性話語強勁地結合在一起，它們相互利用，相互滲透，共同構成文本的話語主體和獨特的歷史意識形態(tài)。

　　在《漫水》諸小說中，政治話語與性話語顯示出�？鹿P下話語的性質，即任何話語的生產(chǎn)都受社會程序制約，而這些程序中最主要的是排斥程序，排斥(exclusion)的主要方式是禁止(prohibition)。所謂的禁止是指話語的運作是受控的，有些話語被允許出現(xiàn)，而另一些話語則不可以，人們不能隨心所欲地談論什么，“這些禁令彼此關聯(lián)、強化和補充，組成一個復雜網(wǎng)絡，并不斷地修正”。�？轮赋�，“這個網(wǎng)絡編織得最緊密的地方，也就是說，受到最為嚴格的控制和禁止的話語領域是：性和政治。因為性和政治的討論絕非中性的，它們同欲望和權力有關。對欲望的談論本身就是欲望的對象，對政治的談論本身同樣的是政治的對象，這，就是這些談論，這些與性和政治有關的話語被禁止的原因�！雹俑？碌倪@些觀點表明：政治與性話語的傳播是嚴格受控和被禁止的，它們都受制于權力和欲望。那么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這具有明顯相似性的話語它們受控和傳播的渠道可以互滲和互用嗎？權力與欲望如何共同制約了兩種話語的生產(chǎn)？

　　這些問題蘊含了一個重要的現(xiàn)象，即政治／性話語功能的內在轉換機制。政治借助權力將性納入其管理體系中，對之進行嚴格看管，使之成為政治話語中的一部分，為政治權力服務。同時，性的加入又極大地刺激了政治欲望的生產(chǎn)，從而導致政治欲望主體的畸形。而在這兩大話語領域中共同發(fā)揮作用的混合要素是本能／欲望，通過它們，兩種話語機制第一次以一種有效的方式相互掛鉤，這種方式在政治領域和性領域同樣具有生產(chǎn)性，從而形成政治／性話語功能的內在轉換。轉換分為兩種形式：一是政治操控下性的沉默與陳述，它在政治話語領域中進行，受到政治的嚴格管制。二是本能性譫妄，即本能的膨脹、突現(xiàn)及其動力擴張，強勁滲透進政治話語，從而導致政治欲望主體的畸形。

　　在第一種轉換形式中，性被置于嚴厲的政治審查之下，這種審查被納入一種權威關系，或一種權力關系，它既是非常嚴格的，也是非常排他的。對此，�？略凇恫徽�常的人》中指出：“從肉體作為一種無限的分析話語和持續(xù)的監(jiān)視對象出現(xiàn)以來，它就既與全面審查的落實相聯(lián)系，又與相應的沉默規(guī)則的落實相聯(lián)系”。并進一步指出：“人們把它變成這種復雜的部件。在其中，沉默的規(guī)則，不說的規(guī)則，與另一個機制是相關的，即陳述機制：你必須全部陳述出來，但是你只能在某些情況下才能對它進行陳述，在某種儀式中，并在某個確定好的人身邊”②。�？碌倪@幾段話反復強調權力對肉體的操控方式：肉體的被迫沉默和被迫陳述。他雖然揭示的是17世紀人的肉體的社會性質，但在王躍文的《也算愛情》、《我的堂兄》、《霧失故園》等小說中，福柯的上述觀點都得到了很好的呈現(xiàn)。

　　比如《我的堂哥》。在關于我堂哥故事的講述中，愛情、性與潛伏其中的政治成為作品的主導性因素。而在這三因素中，性是一個突出的存在。展現(xiàn)在文本中的性是一個高度矛盾性的物質形態(tài)。一方面人們對它諱莫如深，凡涉及性的話題，基本上都是運用一套轉喻修辭，有著濃厚的性禁忌意味，顯示出�？滤�說的肉體的沉默的規(guī)則、不說的規(guī)則。

　　但另一方面，肉體沉默與不說的規(guī)則總是被�？滤�說的陳述的機制打破。這種陳述機制的特點在于：肉體與性總是被人們關注和談論，如同福柯所說：“肉體是人們加以命名的東西，肉體是人們談論的東西，肉體是人們說的東西。在17世紀(在18和19世紀也是如此)，性主要不是人們要做的東西，而主要是人們坦白的東西：這是為了能夠在正確的條件下應當對它加以坦白，而且在其他條件下對它保持沉默�！雹圻@種坦白具有明顯的選擇性，即說什么，怎么說，對誰說，都有嚴格的規(guī)定性。對之進行選擇和規(guī)定的是社會政治權力體系，陳述機制因為被納入其中而產(chǎn)生巨大的排他性，作為個體的肉體與性在這種由權力導控的排他性中無所適從，無所作為。而這種話語方式一旦同政治權力結合，破忌效應就會達到它的臨界點，性成為引人注目的事件，并被納入已確定好的某種政治程序中，接受它的命名、規(guī)訓與懲罰。

　　如《也算愛情》中的舒軍事件。該事件的關鍵點不是他跟住家小孩開的玩笑，而是他的身份——縣里下來的工作隊同志。這身份決定任何與性沾邊的行為必然要納入政治程序中。舒軍之后接受工作隊的審查、批判，并自我檢討。而一旦進入這種程序就意味著性更徹底地進入公共領域。全面進入公共領域的性喪失了它的私人性，被迫接受更嚴酷的政治權力的質詢�？h里最后來了三個專案組，將舒軍隔離審查了兩天兩夜，最后將他帶走。這是個典型的通過管理性從而無限制運用政治權力，進而剝奪個人權力的歷史事件。在這起事件中，舒軍本人說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專案組怎么說。因為面向權力的陳述是必須為權力所規(guī)定的內容，所以當事人的陳述是被陳述的陳述�！鹅F失故園》中小林的故事也屬于類似的性質。小林是縣上來的工作組成員，因為喜歡“我”姐姐一個地主家的女兒，便被人誣告亂搞，被迫向調查組交代，最后受到開除黨籍和干籍的處分。這些例子都表明：性是一個嚴格受到政治操控的范疇，它的沉默和陳述都受制于權力，因此所有的性事件最終都轉化為政治事件，帶上了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性。

　　在第二種轉換形式中，本能成為打通政治與性兩種話語生產(chǎn)的要道，從而使得兩者相互滲透，相互推動，造成一種本能性譫妄，即本能的過度膨脹所導致的理性盲目，繼而形成政治欲望主體的畸形。福柯曾認為，“本能有一個在政治上很重要的位置(我要說，在19世紀初，在權力的矛盾、要求和再分配中，本能和本能的瘋癲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④，而“這個本能是作為危險最純粹最絕對之形式的攜帶者�！敝�所以�？聦⒈灸茏鳛樽钗ｋU的形式，是因為它在政治和性這兩大領域發(fā)揮共同作用的時候，其產(chǎn)生的破壞力是驚人的，直接導致畸形的出現(xiàn)。�？率侨绱私缯f畸形的，“畸形是這樣一個人，金錢或者思考或者政治權力都可能使他反過來違背本性。以至于，在薩德的畸形中，通過這種權力的泛濫，本性反過來反對自身，最終消滅了他自然的理性，僅僅成為某種恐怖的畸形，它不僅瘋狂地攻擊其他人，也攻擊自己�！雹�

　　這種轉換形式在《也算愛情》里吳丹心和李解放的關系中最為典型。作為工作隊隊長的吳丹心對隊員李解放產(chǎn)生了無法遏制的愛欲，小說用了相當?shù)钠�幅描述了兩人的性與激情。但文本中的性話語無法獲得獨立的位置。這種無法獨立性就體現(xiàn)在性必須借助政治的力量進行，而性的加入又使得政治以一種更為瘋狂的方式運轉，最后導致人本能的譫妄和畸形。表現(xiàn)在小說中的是，吳丹心與李解放的性越狂烈，她對他進行的政治批評就越激烈。即便李解放沒有任何政治問題，吳丹心也總會在最后關頭將斗爭的矛頭指向李解放，讓他背負沉重的政治壓力。吳丹心對自己行為的解釋就是，“我這樣做只是為了保護你，也保護我，保護我們倆�！雹薜�性一旦與政治權力結合，前者將會極大地刺激政治欲望的生產(chǎn)，從而使得兩種欲望相互纏繞產(chǎn)生巨大的破壞力。這種破壞力在小說結尾的反高潮描寫中得以體現(xiàn)。當臘梅得知倆人的事情后，吳丹心先發(fā)制人，將臘梅和李解放作為現(xiàn)行反革命分子打倒。這是典型的政治與性兩種話語共同運作的結果，達到的是清除情敵和保護自己政治地位的雙重目的，在這種目的中，人的畸形出現(xiàn)了。當李解放最后揭穿吳丹心的面目時，本能的過度膨脹所導致的理性盲目將自我和人性推向了深淵。

　　總之，在《漫水》的這些小說中，政治與性通過以上兩種形式構成特殊的內在轉換機制，并以此建構起特定時期的歷史意識形態(tài)。在這樣的意識形態(tài)中，不僅個人性無處藏身，歷史本身也顯示出動蕩、不安、混沌、荒誕的多種面向。這使得我們對歷史的定義不再明晰，也無法理性，它就像《霧失故園》中那最后消失在霧中的故園，留給我們的是一種歷史的迷落之感。

　　注釋：

　�、佗冖邰堍荨卜ā趁仔獱枴じ？轮�，錢翰譯：《不正常的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226、227、108、154頁。

　　⑥王躍文：《漫水》，湖南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