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學》雜志主編：別盡信學者要有自己選擇

  　作者簡介

　　施戰(zhàn)軍，1966年生，文學博士。中國作協(xié)會員，中國小說學會常務理事，現任《人民文學》雜志主編。著有《世紀末夜晚的手寫》、《碎時光》、《愛與痛惜》等。

　　核心提示：

　　4月11日下午，《人民文學》雜志主編、著名文藝評論家施戰(zhàn)軍在廣州大學城，舉行了一場名為“人文之心與文學之魅”的講座，與在場師生分享了他從事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多年來對文學的思考和體悟。

　　作為一名資深的文學批評家，施戰(zhàn)軍與文學批評最早接觸源于大學時代閱讀古代文學批評史，在轉向現代文學批評的過程中，九葉詩人唐湜和京派作家李健吾對他產生了很大影響。那時他開始意識到一個好的批評家對于整個文壇風習的益處，他說，批評家猶如一個擺渡者，挑出作家作品中的木秀于林者，將他們擺渡到文學史的彼岸。

　　從事文學研究多年，施戰(zhàn)軍一直在思考：文學到底是為什么？我們?yōu)槭裁幢晃膶W吸引？文學存在的理由是什么？文學和歷史、時代有什么關系？而近年來，對于這些問題，他覺得自己的思路正日漸清晰。

　　講座當中，施戰(zhàn)軍指出，無論現今的文學題材如何類型化，文學寫的始終是人本身。真正好的文學作品是帶有人文趣味的，有一個終極的指向，就有要包含對人的“體恤”。文學是人文的，它不僅需要朝前看，還需要時不時停下來向后看，尋找歷史前進中某些“掉下來的好東西”。施戰(zhàn)軍認為，進入現代社會以后，科學主義大大擠壓了人文主義的空間，人們“身上只有科學的視角，心中沒有存下人文的自覺”，這種傾向也為當前文藝創(chuàng)作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因此，他倡導聽眾們對“崇拜向前”、“一切可知”科學主義進行審視與反思，在心中保留一份人文主義者對世界的敬畏。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他再次重申，探索人類“何以如此”以及“何以為愛”這兩大命題，仍然是當今文學藝術所要秉承的第一要義。

　　談人文與科學

　　今天我們對人文的認識變弱了

　　南方日報：您在講座里探討了“人文之心”與“文學之魅”的關系，而在今天，人們可能更習慣于將“人文”一詞與“科學”相提并論，作為一名文藝批評家，在您看來，“人文”最本質的特點是什么？與“科學”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施戰(zhàn)軍：用最通俗的話說“人文主義”，其實就是要探究人之為人的意義，而且要探究人與其他存在的聯系，在聯系中確定人的位置。文學有時候不會具體地告訴你怎么生活，就像路遙的《人生》沒有辦法做人生教科書，但是小說的意義確實非常大，它告訴你人生可能就是一個無盡的循環(huán)過程，每次都是借此歷史循環(huán)的力量往上推進，而科學是始終往前看的。

　　南方日報：您強調要對科學主義的思維邏輯進行反思，在今天重談人文主義，和五四時期魯迅等前輩倡導的“立人”思想相比，這兩者之間又存在一種什么樣的關系？

　　施戰(zhàn)軍：人文主義與科學主義之爭，理論上的淵源也有過。上世紀20年代以后現代文化史上曾經有關于學衡派的論爭。五四時的主流思想是德先生、賽先生，就是民主和科學，那時候我們對于科學的崇拜幾乎是一種概念崇拜，只要是科學就代表正確，到今天我們也依然是，一說什么正確就說它是科學的論斷，科學表示絕對正確，實際上我們并沒有認真分析科學這個詞是什么。科學成為一種絕對、不可撼動、唯一的意識形態(tài)的正確性，五四時就給我們養(yǎng)成了這樣的毛病，而人文被擱置在一邊。

　　在以科學為宗的思想下，我們的歷史觀也容易出現問題。那時社會流行的歷史觀是線性的，認為往前越來越好，極大豐富，生活永遠是前面是最美好、最牛的，一切都是向前的崇拜，往前走就要無盡地掠奪，將所有的資源據為己有這樣才能發(fā)展，最后反而是“人”找不到了。而文學是人文的，甚至有時候要停下來往后看，尋找歷史前進中“掉下來的好東西”。中國作家當中有兩個特別聰明，一個是沈從文，一個是老舍。沈從文就是一個“站著不走”的人，老舍的觀點比沈從文還樸素，他認為自己所有創(chuàng)作的價值，體現在呈現老百姓的生活。因為他們保持了“向回看”的能力，才成為一個真正的好作家。

　　學衡派那一批人從美國回來，深受西方新人文主義思想的影響。經過世界大戰(zhàn)，西方世界開始反思自己的現狀，不少人發(fā)現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對整個社會，對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所造成的負面影響非常顯著，尤其掀起一股現代主義的文學創(chuàng)作思潮，人的孤獨、人與人之間的疏離、隔膜這樣的主題開始成為世界文學、哲學的主流。包括哲學家羅素，他們認識到西方由于過度的發(fā)展觀、擴張觀、話語權，使社會和人際關系產生了失衡，怎么辦？他們從東方的典籍里找到了修復這樣的社會關系、修復人心這樣的一種武器。在那個當口，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東方文學家泰戈爾，這是西方的人文需要，他從古老的東方文明看到了比如說和諧，看到了人和自然之間一體的凝視，其實我們的先祖早就提出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人與萬物、人與宇宙這種感性的感應聯系，在泰戈爾的作品中表現異常突出，他的作品就為西方的新人文主義提供了范本。

　　這一百年來，中國形成了一種思維邏輯上的科技主義的傲慢，這種傲慢的情況下，會使得我們的人文學科受到輕慢，人文的東西一旦受到輕慢的時候，往往會過分倚重科技，而把“心”輕慢了。比如我們過去說“學問”是了不起的，“學問”本身是人文的，但是現在“項目”和“文章”都是數字，是很科學的，過去的學術大師在今天的衡量標準下不一定受認可，但他們就是大師，那個時候，人文的東西可以得到它相應的認可，在今天，這種認可比較難，就在于今天我們對人文的認識變弱了。

　　至于“立人”思想，五四時強調的是個人、個性，要建立一種個人的權利，讓每一個人的人性都蘇醒，這沒有錯，但是忽視了人與人的關系。而在五四那批作家中出現了這樣的問題，也就是人文的偏失，所謂科學、民主更多是社會理想。啟蒙思想里永遠都有強勢的個人，去啟蒙那些混沌的、麻木的平民，在這樣強勢的觀照中，更多是高高在上的呵斥和審視，很少有對平民的同情�！傲⑷恕钡乃枷牒竺鎽�該是對每一個生命的體恤，真正好的文學作品是對每一個生命都有憐惜之感、都有愛、都有痛惜。而我是從這個角度來強調人文，而不是要拿“人文”來滅“科學”。

　　談文學創(chuàng)作

　　現在的純文學主題太單一

　　南方日報：在“懷疑主義”盛行的今天，文學本身也有逐漸邊緣化傾向，但前段時間，電影《悲慘世界》引起人們對經典作品的贊頌，甚至有人感嘆說中國當代作家寫不出這樣的作品，在您心目中，一部作品怎樣才算是偉大的、堪稱經典的？

　　施戰(zhàn)軍：我們寫了那么多題材，歷史、現當代、女性、知識分子、鄉(xiāng)村文學、城市文學、成長小說等等，實際上文學是寫人的，就是人何以如此、何以言愛。文學除了要解決我是誰、我從哪兒來、到哪兒去等問題之外，我們還缺少一個緯度，也就是老舍、沈從文所思考的屬于文學的緯度，也即我在哪兒，把位置安妥下來。接下來就是“我何以如此”，這個問題連帶著歷史、人性、人心、生活、時代。

　　真正大的文學作品、大的經典作品都是大的綜合體，沒有一個是單一的、單薄地講一個問題的。一部《悲慘世界》其實就是對法律的審判史，有法律、有等級觀念，還有類似《水滸》這樣的烙印，永遠脫不掉的身份歧視，但是它的偉大在于，即使在悲劇里，也要賦予人物以神性的光輝，在人物內心與環(huán)境的強大反差產生的張力之中，他才成為一個不朽的人物，如果他不是這樣的人，而是和社會直接針鋒相對的斗士，我反叛、我殺人，這就不是雨果、不是《悲慘世界》、不是世界名著了。

　　好的作品最終指向的都是人要達到的東西，好的作家永遠筆下帶有指向，未必在作品里寫得明晃晃。不太偉大的作家往往就是寫成一個半成品，寫到人的遭遇、寫了人物命運的悲慘現狀就停住了，不知道這些東西只是過程、只是材料，它還有指向。中國很多作家就困頓于找不到這個指向，為什么？就是因為他身上只有所謂科學的視角，心里沒有人文的自覺，沒有弄清楚文學究竟要做什么。這么多年我們被線性世界觀和廉價創(chuàng)作誤導了。

　　《復活》等這樣的作品都是如此，好的、大的作家都首先肯定人是有破綻的，沒有必要否認和回避，關鍵是好的作家都知道在這個破綻的基礎上要看到人的某種完整性。如果缺少對人的某種完整性的向往，僅僅是描寫一種現狀、一種場景，比如說一種兇狠、猙獰的感覺，他有可能成為有特點、有個性的作家——這一點在今天做起來也非常不容易，但是勢必成不了大作家，尤其不能成為偉大的作家。

　　南方日報：這些年來，網絡文學對傳統(tǒng)文壇產生了較大的沖擊，您喜歡讀網絡文學嗎？

　　施戰(zhàn)軍：網絡文學嚴重地沖擊了現在所謂嚴肅文學、純文學的思考，它是一種“幾乎什么都不想”的創(chuàng)作，像洪水一樣涌入，比如盜墓、穿越，什么流行來什么。但是網絡文學我覺得有一點很好，比現在的純文學好，每天我們編輯部都會接到特別多的稿，每當編輯們湊在一起商量下一期出什么稿子，排出這一期發(fā)表目錄時，問題就出現了，現在的純文學的主題怎么這么單一啊，真不如網絡文學豐富，大部分人寫的是亂七八糟的戀情。有時候我寫卷首語時就想問作家們，你們的想象力、趣味何以如此，純文學的這種現狀，真的太煩人了。

　　南方日報：人文情懷有很多種表現方式，好比自然，有大山大水和一花一草之別�，F在“小清新”大行其道，而像《悲慘世界》這種鴻篇巨制似有式微之嫌，您怎么看待這種“小情懷”的文學創(chuàng)作和研究成果？

　　施戰(zhàn)軍：這個都沒關系，是愛生活的表現，“小花小草”和“大江大�！钡膬r值是一樣的，只不過我們面對這些對象的時候可能會有不同的態(tài)度。我曾經說過，從我們穿的鞋來看，實際上每一個人都是生命的旅人，我們文學作家們也是旅人。有的人是穿著锃亮的皮鞋、西裝筆挺的旅人，這類的旅人是這樣的：坐著飛機到了一個地方，大發(fā)感慨，要了很多當地的史志，回到自己的書房以后，正襟危坐，寫出洋洋灑灑的文化散文，這是穿著皮鞋的旅人。還有一種是穿著拖鞋的旅人，比如他去了一趟西藏，拍了很多照片回來，然后穿著睡衣，光著腳丫，在自己的房間里，一張一張地往博客或微博里面貼，每一張照片下面都有一些非常清亮的小文字，偶爾還會配上幾張用手機自拍的照片，這是穿著拖鞋的旅人。這些他們都有存在的道理和快樂的方式。最讓人尊敬的是那些穿著布鞋的旅人，扎扎實實在街市里行走，駐足，真正接地氣的人。鄉(xiāng)村文學里面有陳忠實這樣的作家，城市文學里面有張欣這樣的作家，他們每一步都特別扎實，找到自己對生命的理解方式，找到“體恤”的表達通道，這種創(chuàng)作是“穿著布鞋”的創(chuàng)作。如果你覺得這是對生活的一種享受，有一些這樣小的心思裝點自己的生活，那也是美好的，雖然是“小美好”，但它畢竟是美好的一部分。

　　不要盡信學者，要有自己的選擇

　　談文學批評

　　南方日報：前一段時間，《文學報》的李建軍發(fā)文批評莫言，進而引發(fā)了一場罵戰(zhàn)，其中就引出了一個話題：現在的文學批評就是兩大派，一個“紅包派”和一個“謾罵派”，作為一個資深的文學批評家，您怎么看待這一點？您個人如何評價莫言的作品？

　　施戰(zhàn)軍：這個問題我確實是很難回答，他們是他們，李建軍是李建軍，莫言是莫言，這幾個就能代表當前文學批評了嗎？現在很多人認識問題的毛病就在這兒，一個事情出來以后，會徹底地“無限上綱”。文學批評界是一個很駁雜的群體，每個人都在干自己的活兒，誰都不想擔任合唱隊的一個什么角色。每個人對于文學的認識是不一樣的，做法也不一樣，這個問題沒法評價，我已經三四年沒有在《文學報》上發(fā)過一個字了，一是因為忙，另外也是文風可能有點不太統(tǒng)一吧。一個批評家他評論寫得不夠客觀，那讓這個批評家和報紙去埋單，不要希望我們這些不相干的人替他們埋單。

　　莫言作品中最可貴的就是魅性因素，從《山海經》、《搜神記》、志怪小說繼承下來的文學精神，在他的作品里還有，這是他的中國性所在。另外莫言在今天這個時代獲得諾貝爾獎有今天時代的特點，莫言今天還算不上偉大的作家，他是好作家，具有偉大作家的可能性。

　　南方日報：劉小楓老師倡導讀者多讀古書，他說，今人之書讀多了會犯很多錯誤。您對此持什么意見？

　　施戰(zhàn)軍：一般來說，說這話的人都是自己讀書讀得很多了，現在開始讀古代的書了。一個在當代存活的人，對當代的文化現象完全不接觸，這是完全不可能的。當代也有好東西，當然需要甄別，這取決于你個人的慧識。劉小楓曾經也是一個文學批評家，后來搞宗教哲學去了。他曾經寫過一系列很好的文學隨筆，比如《我們這一代人的怕和愛》。他當時的筆名叫默默，我認為那個時候是他最可愛、最有學問、最具光輝的時候，他的一些文章很影響我們。但我和他對《金薔薇》的解讀是持不同觀點的，我曾經也在文章中說出過默默對它解讀的問題，他的解讀帶有很明顯的反思文學的特征，他那里面沒有看到文學本身的那種甜蜜感；他仍然在找苦難。一個理論家或者學者對世界的認識，對生命的認識，都會影響他對所有問題的判斷，每一個學者都可能有自己的特點、專長，同時也有他的盲點。學者給你的一些信息，我們要兼聽則明，不要盡信，要有自己的選擇。

　　專題撰文 記者 郭珊 實習生 劉揚